迷失的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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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断、迷失的被害人

東野圭吾的小說《虛無的十字架》中有一個故事：蛭川是一名殺人犯朝蜘，在假釋期間，潛入中原道正的家中盜竊時被中原道正8歲的女兒發(fā)現(xiàn)蝉绷，蛭川遂將其殺害枣抱，中原道正和濱岡小葉子夫婦痛失愛女，強烈要求法庭判處蛭川死刑桅狠。蛭川因求生的欲望轿秧，向法庭、和死者家屬悔罪菇篡，以求免死；后蛭川覺得審理程序太過繁瑣嗜暴、漫長议蟆，“懶得麻煩”，而認罪伏法以求速死舆逃，但在蛭川的眼里戳粒，這是自己的命運，時運不濟览祖，與悔罪無關炊琉，也無須悔罪。后中原夫婦因為對失去愛女的痛苦難以釋懷苔咪，不能面對彼此而離婚团赏。離婚后，濱岡小葉子為彌補對女兒的虧欠舔清，開始研究罪犯矯正問題曲初，不斷地接觸臼婆、追蹤不同的犯罪嫌疑人幌绍，多年后，濱岡小葉子死于另一場兇殺案傀广。

1996年，13歲的張扣扣目睹母親被王正軍砸死誓酒，法院以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贮聂，判處王正軍有期徒刑7年。后張扣扣長大病往，入伍骄瓣、復員、工作畔勤，在22年后扒磁，2018年除夕，張扣扣尾隨王校軍缸榛、王正軍兄弟一行兰伤，持刀將二人殺害，后又趕赴王自新（王正軍的父親）家中敦腔，將王自新殺害；后張扣扣找來汽油將王校軍的小轎車焚燒找前，之后才離開現(xiàn)場。張扣扣隱忍22年项戴，終手刃仇人颗品，其復仇情節(jié)堪比基督山伯爵復仇記沃缘。

被害人主張死刑，是其內心承受巨大悲傷的自然流露锄蹂，似乎對被告人適用死刑水慨，才能告慰亡靈，或者能慰藉被害人的痛苦朝抖，否則谍珊，被害人會被心中那不能釋懷的苦毒腐蝕。盡管侮邀，即使被告人被執(zhí)行死刑贝润，被害人能否從中獲得慰藉和解脫，不得而知华畏。

2尊蚁、缺席庭審的被害人

刑事訴訟的重點在于查明事實和定罪量刑，焦點都在被告人身上况芒，卻忽視了被害人。法官和公訴人也不喜歡耐版、也不適應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出現(xiàn)在法庭上压汪，原因是在偵查階段，被害人陳述作為證據已經固定止剖，被害人出庭對查明事實和定罪量刑并沒有多少影響穿香，而且被害人情緒激憤，也不利于法官掌控庭審節(jié)奏焙蚓；當然洒宝，由于庭審要重現(xiàn)案件事實，也可以認為被害人缺席法庭是為了避免對被害人造成再次傷害宏浩。

與西方的陪審團制度不同靠瞎，我們的審判者是高度職業(yè)化的法官。作為人民大眾之一分子的陪審團成員较坛，會本能同情被害人的悲慘遭遇嗡呼；庭審中展現(xiàn)出來的犯罪事實會引起陪審團成員對被害人的同情橄唬，會激起其對犯罪行為的痛恨耙厚〔戆裕控方律師為了增強庭審效果呆细，也會選擇帶著被害人出席法庭。然而，在高度職業(yè)化的檢察官梨树、法官眼里岖寞，沒有這些悲歡離合、慷慨激昂指巡，任何煽情不但是多余的隶垮，而且是有害的，他們眼里只有一樣東西——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和情節(jié)阔涉，他們特別擅長從紛繁復雜的事實中抽離出認定犯罪的要件事實捷绒。被害人失去了在法庭上血淚控訴的機會贯要，只有自己慢慢撫平內心的傷痕崇渗。

3、被害人應積極參與刑事訴訟

從張扣扣的復仇行為看葫掉，似乎法院對王正軍的審判與張扣扣沒有任何關系跟狱，這固然是張扣扣的悲哀，也是司法的悲哀挪挤。如果被害人僅僅在偵查機關做個陳述关翎，而沒有參與后續(xù)訴訟程序，被害人與司法機關對被告人定罪量刑沒有任何關系论寨，尤其當案件的裁判結果沒有達到被害人的預期時，便可能會滋生受害者心態(tài)贞铣，被害人會強烈地質疑司法過程沮明，私力救濟成為其毫無良心障礙的選擇。但是刑事訴訟法及司法解釋酱畅，以及檢察機關的刑事訴訟規(guī)則等江场，從未撇開被害人，從報案餐蔬、立案佑附、證據固定、司法鑒定词爬、審查起訴权均、庭審等環(huán)節(jié)，規(guī)定了被害人參與刑事訴訟的方式等恋沃，被害人沒有參與是對自己權利的放棄必指。

參與刑事訴訟程序能否給被害人帶來一種復仇的快感取劫？答案可能是否定的，甚至可能更加痛苦炮捧，因為法庭不是復仇的角斗場惦银。刑事訴訟目的是追求真實末誓，盡管是法律上的真實而不是客觀真實书蚪，但這真實足以慰藉被害人痛苦的內心殊校，在杭州保姆縱火案中，在庭審中呕屎，由于辯方的抗爭敬察，消防部門的接警、出警等信息均在法庭上展示蹂安，被害人得以評判各種因素與死亡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锐帜。訴訟中，被害人可以感受到代表國家意志的司法機關對加害行為的否定性評價缠黍，這種評價可以給被害人支持药蜻、鼓勵替饿。庭審中视卢，控辯雙方關于事實、定性据过、情節(jié)的相關辯論绳锅，也足以使被害人或家屬的認識到其情緒與法律規(guī)定的偏差，盡管這種偏差讓被害人更加痛苦眷柔，但也正是在這些因素介入下，被害人開始自我調整的過程镶苞。

當然鞠评，刑事庭審應當對被害人的反應予以適度的寬容，因為被害人畢竟是犯罪行為的直接承受者剃幌，基于被害人的特殊經歷煌贴，法庭不宜輕易剝奪其參加訴訟的權利。

4锥忿、被害人的法律服務需求

在刑事訴訟中牛郑，辯護律師的委托人是被告人，依據委托合同敬鬓，辯護律師為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務淹朋，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進行辯護，包括分析案件钉答、分析法律規(guī)定等础芍，甚至包括心理上的疏導，要合理引導被告人及家屬的心理預期数尿；但是，被害人卻不是公訴人的委托人右蹦，檢察官出庭履職诊杆，是代表國家指控破壞社會秩序的被告人，并非為被害人進行代理何陆，也無義務為被害人提供詳盡的法律服務晨汹。

但被害人如果委托律師作為代理人參加訴訟，代理人以專業(yè)技能提供法律服務贷盲，有助于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淘这；與公訴人、法官巩剖、辯護人相比铝穷，被害人對自己委托的代理人更加信賴，有助于達成刑事和解等佳魔；代理人的參與曙聂，也有助于協(xié)助被害人在同一層面上參與訴訟，以及認識吃引、理解訴訟過程及結果筹陵；代理人通過提供法律服務刽锤，頻繁第近距離接觸被害人，也有助于化解被害人的傷痛朦佩。

對于職務侵占罪并思、挪用資金罪、合同詐騙罪等相關案件语稠，企業(yè)作為被害人時宋彼，大都能積極參與，從報案到庭審的每個環(huán)節(jié)仙畦，被害人大多會通過代理律師積極參與输涕，要求偵查機關說明不立案理由、要求補充鑒定或重新鑒定慨畸，向辦案機關提交代理意見等等莱坎，被害人通過參加訴訟程序主張自己的權利，為控辯審的平衡施加自己的影響寸士。當然檐什，企業(yè)作為被害人，具有相應的參與刑事訴訟的法律意識和經濟實力弱卡。但自然人作為被害人時乃正，不但缺乏參與刑事訴訟的法律意識，很多時候也缺乏相應的精力和經濟實力婶博。

當然瓮具，被害人要委托代理人參加訴訟，要購買法律服務凡人，就應當支付相應的對價名党，從而給被害人造成一定的經濟負擔』ǎ《刑事訴訟法》第106條明確了被害人是刑事訴訟的當事人兑巾，具有獨立的訴訟地位，但《刑事訴訟法》僅僅規(guī)定了被告人有權申請法律援助忠荞，未規(guī)定被害人是否有權申請法律援助，這與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獨立的訴訟地位不相符帅掘，忽視了被害人訴求與公訴機關指控的偏差委煤。作為加害方的被告人尚且有權獲得國家法律援助，作為被犯罪行為侵害的被害人也應當有權獲得法律援助修档。在刑事辯護全覆蓋已成趨勢的情況下碧绞，應當允許被害人申請法律援助，并為向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吱窝，制定相對寬松的條件讥邻，至少在一些罪行嚴重的案件中應當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迫靖。

早在《秦律》中就有“禁私斗”的規(guī)定，因為復仇將內耗社會的資源兴使，消解國家司法權威系宜，甚至帶來社會的解體，因為復仇本身不問是非发魄，復仇者也會被復仇盹牧，為了避免被復仇，避免冤冤相報励幼，就會有“滅門”汰寓、斬草除根。血親復仇與現(xiàn)代法治更是水火不容苹粟，因此有滑，對于被害人的第一選擇應當是積極參與刑事訴訟程序，甚至是委托律師進行代理嵌削，在法律的框架內實現(xiàn)正義俺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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