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歷代均設置有史官，分為起居注史官和史館史官炸宵，前者屬于皇帝侍從辟躏，平時記錄皇帝的言行舉止和家事政務，后者專門編纂前朝官方歷史土全。史官們大多秉持“秉筆直書”的傳統(tǒng)捎琐。比如
《左傳宣公二年》，晉靈公夷皋聚斂民財裹匙，殘害臣民瑞凑，舉國上下為之不安。作為正卿的執(zhí)政大臣趙盾概页，多次苦心勸諫籽御，靈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殘害惰匙。他先派人刺殺技掏，未遂，又于宴會上伏甲兵襲殺项鬼，未果哑梳。趙盾被逼無奈，只好出逃绘盟。當逃到晉國邊境時鸠真，聽說靈公已被其族弟趙穿帶兵殺死，干是返回晉都奥此，繼續(xù)執(zhí)政弧哎。董狐以“趙盾弒其君”記載此事，并宣示于朝臣稚虎，以示筆伐撤嫩。趙盾辯解，說是趙穿所殺蠢终，不是他的罪序攘。董狐申明理由說：“子為正卿茴她，亡不越境，反不討賊程奠，非子而誰丈牢？”意思是他做為執(zhí)政大臣，在逃亡未過國境時瞄沙，原有的君臣之義就沒有斷絕己沛，回到朝中，就應當組織人馬討伐亂臣距境，不討伐就未盡到職責申尼，因此“弒君”之名應由他承當，這是按寫史之“書法”決定的垫桂。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师幕，齊國的大臣崔抒與齊莊公為爭奪美女發(fā)生矛盾。崔抒借機殺了齊莊公诬滩，立了齊景公霹粥，自己做了國相。對此疼鸟，齊國太史記道："崔抒弒其君"后控。崔抒不愿意在歷史上留下弒君的惡名，下令把這個太史殺了愚臀。繼任的太史還是這樣寫忆蚀，又被殺了矾利。第三個太史仍然這樣寫姑裂，也被殺了。第四個太史照樣直書其事男旗，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殺不絕的舶斧，只好作罷。這時察皇，齊國另一位史官南史氏茴厉，聽說接連有三位太史因實錄國事被殺，惟恐沒有人再敢直書其事什荣，便帶上寫有"崔抒弒其君"的竹簡向宮廷走去矾缓，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實記錄沒有被殺，就回去了稻爬。
如果單純的以據(jù)實記載來要求司馬光嗜闻，這不僅不符合現(xiàn)實情況，也不符合司馬光的創(chuàng)作目的桅锄。即便是司馬遷創(chuàng)作的《史記》也不過是經過加工處理后的一家之言琉雳，這樣的史書是“通古今之言”的創(chuàng)作样眠，也就是在尊重歷史事件真實性的基礎上，通過其他語言表述方式和選材角度的后期處理翠肘，司馬光也是如此檐束。他說：“每患遷、固以來束倍，文字繁多被丧，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绪妹，況于人主晚碾，日有萬機，何暇周覽喂急！臣常不自撰格嘁，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廊移，專取關國家興衰糕簿，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狡孔，惡可為戒者懂诗，為編年一書。”也就是說《資治通鑒》在內容選材上是重點突出政治斗爭的苗膝，全書通過分析政權興替的前因后果殃恒，歷史事件之間潛在的聯(lián)系，總結出有利于國家統(tǒng)治和長治久安的歷史結論辱揭。
基于司馬光當時的身份和所處的時代背景离唐，他需要把倫理、儒學问窃、以及禮教等一套理論捆綁在歷史基礎上推廣宣傳亥鬓。他在《資治通鑒》開卷中說道：“臣聞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域庇，分莫大于名嵌戈。何謂禮？紀綱是也听皿。何謂分熟呛？君、臣是也尉姨。何謂名庵朝？公、侯、卿偿短、大夫是也欣孤。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昔逗，受制于一人降传，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勾怒，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婆排，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tǒng)三公笔链，三公率諸侯段只，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鉴扫。貴以臨賤赞枕，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坪创，根本之制支葉炕婶，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wèi)心腹，支葉之庇本根莱预，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柠掂。”
“天生烝民依沮，其勢不能自治涯贞，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茍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危喉，賞善罰惡使不至于亂宋渔，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姥饰，海內諸侯傻谁，何啻萬國。有民人列粪、社稷者，通謂之君谈飒。合萬國而君之岂座，立法度，班號令杭措，而天下莫敢違者费什，乃謂之王。王德既衰手素，強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鸳址，則謂之霸瘩蚪。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稿黍，或曠世無王者疹瘦，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巡球，漢興言沐，學者始推五德生、勝酣栈，以秦為閏位险胰，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矿筝，于是正閏之論興矣起便。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窖维，晉氏失馭缨睡，五胡云擾，宋陈辱、魏以降奖年，南北分治，;各有國史沛贪，互相排黜陋守、……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為茍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tǒng)利赋，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水评。……然天下離析之際媚送，不可無歲中燥、時、月塘偎、日以識事之先后疗涉。據(jù)漢傳于魏而晉受之，晉傳于宋以至于陳而隋取之吟秩，唐傳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咱扣。”
按照現(xiàn)代人的觀點涵防，司馬光這套理論明顯違反了歷史常識闹伪，簡單的把國家強盛歸功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套禮樂制度上，而把國家滅亡歸結于“王德即衰”和“五行相克”。但這是由歷史大環(huán)境決定的偏瓤，司馬光需要為封建統(tǒng)治服務杀怠，需要運用這套理論來告誡帝王和警告世人。但同時司馬光對待歷史發(fā)展還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厅克，這一方面是基于自己的政治立場赔退，一方面是源于自己對歷史的直觀經驗。
當時的司馬光是非常反對對外用兵的已骇，而宋朝一直處于軍事劣勢方离钝，宋朝自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起，與當時最為強大的少數(shù)民族國家遼國發(fā)生了劇烈的摩擦褪储，此后雙方多次交戰(zhàn)卵渴，宋朝敗多勝少。宋真宗時期鲤竹，與遼國簽訂了澶淵之盟浪读，這種用經濟換和平的方式，讓宋朝獲取了暫時的安定辛藻，此后西夏的崛起碘橘，讓宋朝面臨新的危機，因此在仁宗吱肌、神宗一朝與西夏的戰(zhàn)與和成為了最為主要的政治議題痘拆。而神宗即位后，相繼對越南地區(qū)和西夏大規(guī)模用兵氮墨，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纺蛆，卻收效甚微。因此司馬光對漢朝時期漢匈戰(zhàn)爭做了系統(tǒng)的描述规揪，并用極其刻薄的語言評價了漢武帝：“孝武帝奢極欲桥氏，繁刑重斂，內侈宮室猛铅，外事四夷字支，信惑神怪，巡游無度奸忽，使百姓疲敝堕伪，起為資賊，其所以異于秦始皇者無幾矣月杉。然秦以之亡刃跛，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苛萎，知所統(tǒng)守，愛忠直之言卻惡人欺蔽。好貴不倦腌歉，誅賞嚴明蛙酪，晚而改過，顧托得人翘盖，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桂塞！”
再看班固在《后漢書》中對漢武帝的評價：“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yǎng)民馍驯，至于稽古禮文之事阁危，猶多闕焉。孝武初立汰瘫，卓然罷黜百家狂打，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混弥，舉其俊茂趴乡，與之立功。興太學蝗拿，修郊祀晾捏，改正朔，定歷數(shù)哀托，協(xié)音律惦辛，作詩樂，建封禪仓手，禮百神胖齐，紹周后，號令文章俗或，煥然可述市怎，后嗣得遵洪業(yè)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辛慰，《書》所稱何有加焉区匠！”
很明顯可以看出，司馬光的立場和班固的立場是截然相反的帅腌。東漢時期班家一門忠烈驰弄，經略西域，自然提倡武功速客，并且作為西漢的后繼王朝戚篙，站在劉氏王朝的角度上評價自然也會偏向于褒揚。而司馬光看到歷年征戰(zhàn)除了勞民傷財之外沒有取得大的成效溺职，而且主張變法的神宗和王安石對西夏戰(zhàn)事也持支持態(tài)度岔擂，不排除司馬光為了反對而反對的可能位喂。
而對于王莽，司馬光自然也是大做文章乱灵，稱其“莽性躁擾塑崖，不能無為，每有所造興痛倚，動欲慕古规婆，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定蝉稳，吏緣為奸抒蚜，天下嗷嗷，陷刑者眾耘戚∥怂瑁”歸根結底還是因為王莽作為篡位者，在倫理上就被司馬光所鄙視毕莱，而且王莽改制雖然出發(fā)點是好的器贩，取得了一點點成效，但其弊端直接導致了新朝的覆滅朋截，司馬光在這里毫無疑問是為了諷刺王安石的新法蛹稍。在《資治通鑒》中司馬光更多的是贊揚那些忠誠的臣子和將領，比如劉琨部服，而對那些開疆拓土的將領比如霍去病唆姐，卻避而不談。
除此之外廓八，司馬光對歷史的大部分觀點還是值得認可的奉芦，他談論東漢滅亡提出東漢的政治變動分為三個階段，光武中興和明章之治為第一階段剧蹂，曰：“自三代既亡声功，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瓷也宠叼∠劝停”和帝至桓帝之間為第二階段，曰：“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冒冬∩祢牵”桓靈以后為第三階段，曰：“遂使乘輿播越简烤，宗廟丘墟剂邮，王室蕩覆，熏民徐炭横侦，大命隕絕挥萌，不可復救绰姻。”再以唐朝宦官亂政為例，曰：“宦官之禍瑞眼，始于明皇龙宏，盛于肅棵逊、代伤疙，成于德宗，極于昭宗辆影。”這些精準獨到的總結體現(xiàn)了司馬光高屋建瓴的歷史眼光徒像，也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尺度標準。
除了個人的立場和經驗外蛙讥，司馬光對《資治通鑒》投入的心血也是不容忽視的锯蛀，司馬光說“抉摘幽隱，校計豪厘”次慢，“參考群書旁涤，評其同異，伸歸一途”迫像。因此在選擇材料時劈愚，司馬光本著求實的原則，所選材料基本都出自正史闻妓；并且他對材料的選擇也極為考究菌羽，也就是他所說的“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由缆，善可為法注祖，惡可為戒者【Γ”這個工作勢必是非常繁瑣的是晨，往往數(shù)百卷的史書，經過刪減之后能用到的僅有數(shù)十卷舔箭，他在信中說道：“某自到洛以來罩缴，專以修《資治通鑒》為事，于今八年限嫌，僅了得晉靴庆、宋、齊怒医、粱炉抒、陳、隋六代以來奏御稚叹。唐文字尤多焰薄，托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為草卷拿诸，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塞茅，有事故妨廢則追補亩码。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余卷野瘦，至大歷末年耳描沟。向后卷數(shù)又須倍此，共計不減六鞭光、七百卷吏廉，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惰许。又須細刪席覆，所存不過數(shù)十卷而已。”
在整個加工過程中汹买，司馬光很注重行文的美感佩伤，在古代的史書中，大部分的史書讀起來都寡淡無味晦毙，如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生巡，《史記》、《后漢書》结序、《三國志》等寥寥數(shù)本值得一讀障斋，大部分要么太過龐雜，如《舊唐書》和元朝修的《宋史》徐鹤，有的又太過簡略垃环，比如歐陽修寫的《新唐書》和《新五代史》。而《資治通鑒》就史書的文學水平來看是值得大家的稱贊的返敬，閱讀起來十分流暢遂庄，人物特色鮮明，故事邏輯清晰劲赠，環(huán)環(huán)相扣涛目，引人入勝。對于原史書中記載的好的故事凛澎，司馬光偶爾會全文節(jié)錄下來霹肝，，對于名家點評塑煎，他也會選擇一些附在一旁沫换。
如李愬雪夜人蔡州，平吳元濟這件事最铁，如果把《通鑒》和《新唐書》對讀讯赏，就可以看出司馬光的手筆了垮兑。《新唐書》說:“師夜起……出文城柵漱挎，令曰:‘引而東’系枪，”】牧拢《通鑒》的敘述是:“……軍出私爷，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怜庸！’”《通鑒》說明了下令的緣由“但東行”頓時就把當時戰(zhàn)爭緊迫的氣氛和李愬的果斷決心的語氣都介紹出來当犯，李愬夜里偷入蔡州，《新唐書》的文字是“李佑等坎墉先登割疾，眾從之，殺門者嘉栓，發(fā)關宏榕，留持拆傳夜自如。”《通鑒》的描述是:“李佑侵佃、李忠義攫其城麻昼，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馋辈，守門卒方熟寐抚芦，盡殺之，而留擊析者迈螟，使擊拆如故叉抡。遂開門納眾，及里城答毫，亦然褥民，城中皆不之覺∠绰В”《新唐書》的文字費解消返，當時的一些情節(jié)被刪掉，夜襲的氣氛也沒有寫出耘拇∧旒眨《通鑒》寫得層次分明，從攻外城到里城惫叛，步步緊扣倡勇。《通鑒》在寫李愬入蔡州前挣棕，加了一段文字“自吳少誠拒命译隘，宮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余年亲桥，故蔡人不為備」淘牛”這就揭示李想夜襲蔡州能取得成功的緣由题篷。高明史家寫史不但要敘史事經過，而且在行文中讓讀之者理會史事發(fā)展之趨向厅目。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是一本帶有個人色彩和政治目的的鴻篇巨制番枚，這與他的時代背景和個人立場有關，但并不能否認這本書的歷史價值损敷，從這本書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他一生所追求的儒道葫笼，而且能在他的引領下?lián)荛_歷史迷霧，重新看待中國的整個歷史變遷拗馒，并從中得到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路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