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祥所著《希臘哲學中的知識問題及其困境》一書县忌，充滿機智——古希臘人的機智和作者的機智贸典。它不是記下哲學史中的某些觀點凤粗，而是力圖給出關(guān)于哲學史中某些觀點的一種思路纠炮。
在許多人看來一罩，希臘哲學主要是宇宙論和本體論杨幼，而知識論只是為其本體論服務的較為次要的部分。通常認為知識論只是在現(xiàn)代哲學中才成為中心論題。與這種一般看法不同差购，呂祥十分醒目地指出四瘫，即使在希臘哲學中，知識論也已經(jīng)成為中心論題欲逃。并于這一觀點的論述似乎可以概括為：(一)早期希臘的確產(chǎn)生了各種宇宙論觀點找蜜，但卻沒有產(chǎn)生本體論。由宇宙論不足以直接引出存在的問題稳析，相反卻幾乎必然會引出知識的問題洗做；(二)由于宇宙論的問題需要通過知識論來解決，因此知識論問題很快成為希臘哲學的中心論題彰居；(三)本體論問題實際上是由于宗教哲學的介入而被激發(fā)的诚纸，中世紀的本體論有效地回避了一些最基本的知識論問題，一直到近代陈惰，知識論問題才以一種新的形式被重新提出畦徘。
我完全贊同作者這種知識論思路。宇宙論實際上無法構(gòu)成真正的哲學問題抬闯，它只是人類天然的好奇心和雄心的產(chǎn)物旧烧。如果宇宙論不引向某種真正的哲學問題，那么它將成為一種不嚴格意義上的自然宗教画髓。假如不把知識論看作希臘哲學的中心論題，西方哲學史將是難以理解的平委，我們將無法理解中世紀哲學興起的原因奈虾，將無法理解近現(xiàn)代哲學革命的背景和傳統(tǒng)根據(jù)。不妨與中國哲學略加比較廉赔，中國哲學由宇宙論迅速進入倫理學而不是知識論肉微，這一獨特的發(fā)展使得中國哲學幾乎沒有成型的知識論和本體論問題，于是蜡塌，諸如真理碉纳、本質(zhì)、世界馏艾、存在之類問題在中國哲學中并不構(gòu)成問題而是由被強化為自然信仰的宇宙論所預先解釋了的東西劳曹。在西方哲學中我們所能觀察到的完全不同于中國哲學的問題都源于希臘知識論這一背景。
在導向“困境”——一種知識論上的悲觀狀態(tài)——的道路上琅摩，作者清楚寫出了由“真理 之路”與“意見之路”所構(gòu)成的困難到柏拉圖的“回憶”理論的過渡铁孵。意見來自雜亂感覺這 樣一些“壞的見證”，因而總是具有欺騙性房资，因此蜕劝，真理只能是一種超越意見的理性成就。 可是，真理也需以意見的方式表述出來岖沛，我們又如何能在意見中分辨出真理呢暑始？或者說，如何能夠在具有欺騙性的方式中超越欺騙性呢婴削？“美諾悖論”表達了這樣的困惑：如果我們無 知廊镜，那么憑什么研究我們一無所知的東西？如果碰巧遇到了它馆蠕，又怎么知道那就是所不知道 而想知道的東西期升？于是，“回憶說”作為回答可以說是極有想象力而且?guī)缀鮿菰诒厝坏摹?/p>
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思想到懷疑論的過渡上互躬，我覺得這其中有些偶然原因播赁。但作者似乎希望揭示出其理論上的必然性，這很可能是一種苛求吼渡。按作者的分析容为，理念論的主要困難是(一)如何才能達到對理念的把握？(二)即使能夠獲得理念例如德性理念寺酪，人們是否就能夠使行為合乎德性坎背？然而，困難(一)并非是致命的寄雀，因為雖然希臘人并沒有找到把握理念的充分手段得滤，但也沒有遇到充分的否定理由，何況理念論是很具解釋力的理論盒犹；困難(二)其實更像是理論發(fā)展過程中的一個步驟而不是中止一種研究的理由懂更。理念論的失誤必須由更強有力的理由來說明。
正如書中指出的急膀，基督教思想的成功介入與希臘哲學的困境有關(guān)沮协，柏拉圖式的理想即使是可能的，那也是“遙遙無期”卓嫂，而懷疑論的消極態(tài)度又缺乏魅力慷暂，于是“我相信……”的沖動水到渠成地取代了“我知道……”的沖動。作者指出中世紀哲學對哲學發(fā)展的意義遠遠超出一般的估計晨雳，基督教對希臘哲學中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的拒斥就其實際效果而言是挽救了希臘哲學行瑞，它以一種奇特的方式給了哲學一種發(fā)展的機會，使哲學在希臘哲學后期的悲觀消極狀態(tài)中重新發(fā)現(xiàn)有著一些值得討論的問題悍募。中世紀哲學的一個明顯貢獻是形成了具有完整思路的本體論蘑辑。甚至由于中世紀哲學使哲學獲得足夠的發(fā)展之后在現(xiàn)代能夠“真正試圖擺脫任何教義的束縛”而進行思考。
中世紀哲學給予哲學的那種奇特發(fā)展方式可以說是這樣的：它以基督教信念作為思想的絕對前提坠宴，把一些最深的困惑排除在思想領(lǐng)域之外洋魂，這雖然像是在理論上給出無理的遁詞， 但卻由于把某些基本信念看成是無問題的，這就使得能夠在允許被思考的范圍內(nèi)進行更細致的研究副砍，一直到基本信念無法承受思想重負的時候衔肢，新的思想突破才開始。
實際上豁翎，“我知道”和“我相信”這兩種形式在某種意義上構(gòu)成了思想上的循環(huán)：“我知道”似乎需要依賴“我相信”角骤，而“我相信”又似乎需要依賴“我知道”。而本書分別展示了這兩種形式的魅力心剥，但并不急于做出理論上的選擇邦尊。盡管作者簡要地描述了一些現(xiàn)代的繼承性的發(fā)展，但仍然把這一思考方式上的選擇當成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优烧。我想這是該書另一個出色的寫法：它表面上在提供哲學史的理解蝉揍，但暗中卻把讀者思路引入了哲學問題的批判中。
∑杪Α（本文原載于《讀書》199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