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呆子”說
于述勝（北京師范大學）
? ? ? ?上學期我給本科生開課心墅，一位同學課間來到我的身邊，憂心忡忡地說：“老師榨乎，俺不怕讀書怎燥，就怕讀書多了變成了書呆子∶凼睿”聽了這話铐姚，我把這同學上下打量一番，實在看不出多少“書呆子”的跡象，遂應聲說道：“不必擔心隐绵。成為書呆子不見得是一件容易的事之众，那至少要具備兩個條件：一能‘進得去’，二要‘出不來’依许」缀蹋”光這“進得去”，就夠眾多讀書人忙碌終生了峭跳，遑論“出得來”與“出不來”膘婶？
? ? ? ?明清時期，以八股取士蛀醉。讀書人需熟讀四書悬襟，模仿圣人口氣、按照固定格式拯刁，為文應舉脊岳。早在明清遞嬗之際，以顧（炎武）筛璧、黃（宗羲）逸绎、王（夫之）為代表的早期啟蒙思想家，面對天崩地解的時代巨變夭谤，懷著家破國亡的沉痛心情棺牧，曾展開對于傳統(tǒng)文化、學術和教育的深刻批判與反思朗儒〖粘耍“八股之害，等于焚書醉锄，而敗壞人才乏悄，有甚于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顧炎武的這一震古爍今之論，就產生于那個時代恳不。鴉片戰(zhàn)爭以后檩小，特別是從戊戌變法開始，以八股文為代表的科舉式教育因無法滿足富國強兵的歷史訴求烟勋，在“變科舉规求、興學堂”的聲浪中進一步成為維新人士聲討的對象。顧炎武的名言被梁啟超提升為“八股之害卵惦，甚于焚書坑儒”后阻肿，更是不脛而走；它與嚴復等批陳八股文“錮智慧”沮尿、“壞心術”丛塌、“滋游手”的名論相攜手，成了重塑歷史、變革現(xiàn)實的流行話語赴邻。在這一過程中印衔，“八股”作為傳統(tǒng)教育的象征，成了腐朽落后乍楚、無補世用之物的代名詞当编。
? ? ? 可是，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徒溪，在“理論是西方的，實際卻是中國的”尷尬歷史處境中金顿，沿著“西學為用”——“用”西學以富國強兵的路數(shù)建立起來的新教育臊泌，在那些急于用新教育改變中國社會現(xiàn)實的思想者眼里，也終于變成了無補世用的“新八股”或“洋八股”揍拆。以至于深受進步主義教育思想影響渠概，強調生活與教育、社會與學校嫂拴、書本知識與兒童經(jīng)驗和個性緊密聯(lián)系的1922年新學制播揪，也難逃“八股化”的嫌疑。所以筒狠，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猪狈，在聚攏于“新教育中國化”旗幟下的各種新教育流派那里（如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論、陳鶴琴先生的“活教育”理論等）辩恼，“八股”所象征的已不只是中國的舊教育（“老八股”）雇庙，也是貼著現(xiàn)代西洋標簽、具有強烈移植模仿色彩的中國新教育（“洋八股”）灶伊；而所謂“新教育中國化”疆前，內在地蘊含著從實踐中生成符合中國實際的制度和理論的歷史要求。這個時期的理論聘萨，在強調“用”這一點上與過去并無二致竹椒，差別僅僅在于，理論與“用”取得了更加緊密的聯(lián)系：理論不只是為了“用”米辐，而且胸完，為了更“有用”，理論自身就必須來自于“用”儡循。
? ? ? 陶行知先生批評新舶吗、老八股，最為形象而典型的一句話是：“讀死書择膝，死讀書誓琼，讀書死。”“讀死書”是從讀書的內容上立說的腹侣，指所讀之書無關于當前的實際生活叔收；“死讀書”、“讀書死”是就讀書的方法立言的傲隶，即不能在學與用饺律，知識、理論與實踐的密切聯(lián)系中讀書跺株。為了突出生活實際和“用”的地位复濒，陶先生干脆提出：在生活教育中，與其說“讀書”乒省，不如說“用書”巧颈。這樣，以“教學做合一”為理論基礎的生活教育的教科書袖扛，最終不能不以“生活用書”的面目出現(xiàn)：學與用取得了高度的一致砸泛，理論也在與實際的合一中完全變成了操作性知識。
? ? ? ?在陳鶴琴先生看來蛆封，既然舊教育是“讀死書唇礁，死讀書，讀書死”惨篱，那么新教育理所當然地就應該“讀活書盏筐，活讀書，讀書活”妒蛇。于是机断，緊步生活教育理論后塵的“活教育”理論，只需變“死”為“活”绣夺，就已經(jīng)完成了教育理論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偉大轉變吏奸。“大自然陶耍、大社會都是活教材”——陳先生是用這樣一句響亮口號來概括“活教育”之課程論的奋蔚。當教材從書本轉向世界本身、轉向大自然和大社會烈钞，人們的視野和境界似乎一下子變得氣勢恢宏起來泊碑。可問題在于毯欣，如果說世界本身也是一部書馒过，那么，它與作為書本的世界仍然存在著實質性差異：書本是人類已經(jīng)打開了的世界酗钞，而世界則是尚未被人類打開的書本腹忽。讓兒童用未經(jīng)文化和文明打磨的自然之眼来累，去直接“閱讀”那未被文明之光照耀的“大書”，呈現(xiàn)在兒童面前的窘奏，除了自然嘹锁、神秘和驚異，還是自然着裹、神秘和驚異领猾。這與原始人類面對大自然時的情形并沒有什么兩樣。好在陳先生自己也是先讀有字之書骇扇、后讀無字之書的（他在中國所進行的兒童心理和幼兒教育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摔竿，就是用他留學美國所學來的新理論和新方法觀照中國問題的產物），還不至于徹底否定書本知識的價值匠题，故他對于“書呆子”的論說似乎也還中肯：讀書人成了書呆子拯坟，不是因為書讀得多了，而是因為讀書不聯(lián)系實際韭山。只是，這讀書的“死”與“活”冷溃，終究還是落在了一個“用”字上钱磅。
? ? ? 我總覺得，中國現(xiàn)代學術似枕、思想的得與失盖淡、成就與問題，都與這個“用”字有不結之緣凿歼。因為講“用”褪迟，我們才有了西學的不斷輸入，有了現(xiàn)代意義上的中國思想和學術答憔，也有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味赃；也是因為講“用”，才出現(xiàn)了知識虐拓、理論心俗、學術的習慣性挪用和庸俗化，用政治的或經(jīng)濟的邏輯去取代學術的蓉驹、理論的邏輯也一再擁有了事實上的合理性城榛。
? ? ? ?“用”與目的性密切相關。做事不講“用”态兴，便沒有目的狠持，那不是人干的事兒≌叭螅可是喘垂，目的來自于人類生活的各種不同層面甜刻。可以說王污，人類生活有多少層次和面相罢吃，人類也就有多少反映其需要的目的以及服務于這種種目的的“用”。就拿讀書一事來說吧昭齐，“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尿招，為個人將來謀個好差事而讀書，固然是“用”阱驾，把讀書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就谜、為了讀書而讀書，又何嘗無“用”里覆？非要把讀書之“用”定于一隅丧荐，也會把書讀死。
? ? ? ?更何況喧枷，中國現(xiàn)代學術虹统、思想中所凸顯的“用”，是有形之用隧甚、有用之用——即服務于外在功利目標（如上自國家富強车荔，下至個人求職謀生、穿衣吃飯）的用戚扳，而非無形之用忧便、無用之用——即滿足人的求知欲望和豐富知識提升境界的精神性功用。它集中體現(xiàn)在以“理論——實踐”模式為基礎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話語中帽借。這種話語實際上是現(xiàn)代性的“工程——技術”思維的文化隱喻珠增，又是以實驗科學為代表的現(xiàn)代經(jīng)驗科學治學方式的普遍化形式。它傾向于把“實踐”理解為“造物”的活動（這正是技術的特點）砍艾，把“理論”理解為造物的方案或構想蒂教。所以，民國時期的不少學者會把“學術”解釋成“科學和技術”辐董；而中國現(xiàn)代教育學悴品，則把“目的—手段”或“原理—原則—方法”作為自己的典型結構方式。在“理論”與“實踐”的相互限定中简烘，理論也被手段化了苔严，它被定位于用，被鎖定在對于行動方案和方法的指引上（所謂“可操作性”）孤澎，以至于理論自身直接變成了操作性知識届氢。理論知識的獨立價值消失了。
? ? ? ?事實上覆旭，即使撇開知識退子、理論多種多樣的人文熏陶價值不談刀荒，僅僅從知識與人的理智發(fā)展關系著眼赠法，理論的首要價值也在于思想操練。也許，我們從理論中得不到某種方法的訓誡（其實渠鸽，一種特定方法常常不來自某種單一理論锯厢；一種理論枯冈，如果它稱得上理論的話茵瀑，其啟示也常常不會只指向某種單一方法），卻可通過思想操練惜犀，使思想得到凝聚铛碑、提升，進而走向澄明之境虽界。以澄明之心看汽烦、想和做事情，其境界便會迥然不同莉御。如此說來撇吞，把讀書、學理論死定在服務于外在功利性目標上礁叔，豈不是大呆特呆梢夯？
? ? ? ?讀書不可呆，卻可“如癡如呆”晴圾、“如醉如狂”。后者代表了一種很高的讀書境界噪奄，它不僅意味著讀書者全身心的投入死姚，也意味著讀者與作者精神上的親密無間、融為一體勤篮《级荆“未進去”之前，四邊皆黑碰缔、無路可入账劲，對那充滿理智挑戰(zhàn)之物的熱切向往，會讓讀書之人孜孜以求金抡、寢食俱廢瀑焦；“已進去”之后，書中之言“若出于吾之口”梗肝，書中之理“若出于吾之心”榛瓮，一個嶄新的精神世界豁然呈現(xiàn)，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fā)越”巫击，讀書之人不禁手舞足蹈禀晓、欣喜若狂精续，“三月不知肉味”也不算夸張。這大概就是孔夫子所說的“知之者粹懒，不如好之者重付；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吧凫乖。
? ? ? ?讀書之人不可成為呆子确垫，卻不妨有點兒“呆氣”，冒點兒“傻氣”拣凹。這“呆”和“傻”森爽，體現(xiàn)了可貴的書生意氣：天真質樸、執(zhí)著堅持嚣镜。他或許會略帶酸腐爬迟，不如時刻準備販賣知識、奉迎取巧者來得實惠菊匿，卻也避免了后者身上那讓人厭惡的俗氣付呕。想想看，一個讀書人若忘了自己的本分跌捆，沒有一點兒書卷氣兒徽职，精明得像個商人，靈活得猶如政客佩厚，豈不令人作嘔姆钉？
? ? ? ?在一個處處彌漫著商業(yè)氣息的時代，不乏精明伶俐之士抄瓦，要保持一點書生意氣反倒難了潮瓶。物以稀為貴，故曰：“不必擔心钙姊√焊ǎ”
（《中國教師》2008年8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