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
儒家產生于春秋，發(fā)揚于戰(zhàn)國预侯，主要代表人物孔孟荀致开。這一時期儒學對文學的影響，主要是創(chuàng)作主體和思想內容萎馅。
創(chuàng)作主體上双戳，孔門弟子述《論語》，是先秦說理散文的萌芽之一糜芳。其語錄體的體制對先秦說理散文有直接影響：孟子飒货，墨子等著作均使用了該體制。此外峭竣，《論語》的藝術表現(xiàn)（敘事時對人物形象的塑造）與文學語言（詞約義豐塘辅，形象雋永）也有獨特的文學意義。
孟子與其弟子著《孟子》皆撩，具有更濃的文學色彩扣墩。思想內容上的剛正不阿，文學語言上的詞鋒犀利扛吞，藝術表現(xiàn)上的排偶與疊句呻惕，共同塑造出了孟子散文最核心的風格特征——氣勢磅礴。此外滥比，孟子利用浩然的氣勢與形象的比喻進行論辯亚脆，增強感染力，彌補了邏輯上的不足盲泛，完成了說理的目的濒持。
荀子作《荀子》键耕，邏輯縝密，譬喻深入淺出弥喉，運用排比等修辭郁竟，富有說服力和感染力。
思想內容上由境，孔子提出了“興觀群怨”的理論，突出強調了文學作品的社會功用（感知蓖议，認識虏杰，教育，批判）勒虾，奠定了中國文學的價值趨向（相比于代表藝術價值的“文”）更傾向與“道”的思想基礎纺阔，同時“思無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理論修然，也限定了文學的思想傾向笛钝，使作品中的情感注入（相比于代表情感釋放的“欲”）更傾向于理性，和諧愕宋。
孟子提出的“知人論世”“以意逆志”觀念在文學批評中也有重要價值玻靡。
兩漢
儒學發(fā)展情況：
古文經學：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書，劉歆從宮廷秘藏中發(fā)現(xiàn)中贝；奠基者劉歆囤捻；代表人物馬融；代表典籍：古文《尚書》邻寿，左氏春秋蝎土，毛詩，《周禮》绣否√苎模總體特征為重考據(jù)訓祜，弊端為脫離實際蒜撮。
今文經學：秦火后儒生口耳相傳暴构；奠基者董仲舒；代表人物轅固生淀弹，申培公丹壕，韓嬰；代表典籍：今文《尚書》薇溃，春秋公羊傳菌赖，春秋谷梁傳，韓齊魯三家詩沐序，《儀禮》琉用《榧ǎ總體特征為重微言大義，弊端為主觀邑时。
讖緯之學：依附于經學的神話學說奴紧，神化皇權和孔子，有宗教色彩晶丘。董仲舒與劉歆均熱衷于此黍氮。
鄭玄：統(tǒng)合古今經學，注三禮浅浮，作鄭箋沫浆。
對文學的影響：
漢代儒學隨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以經學這一貫穿漢朝整個時代的學術為形象呈現(xiàn)于世人面前滚秩，其對文學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創(chuàng)作主體专执，文學語言，藝術表現(xiàn)郁油，文學體裁等均有包含本股。
創(chuàng)作主體上，漢代解經風尚波及了其他典籍（主要是楚辭）的解讀桐腌，從而產生了大量因解經和楚辭而獲得入仕機會的文人拄显，再加上本身具有文學和學術雙重能力的經師儒士，形成了漢代最重要的創(chuàng)作主體哩掺。
文學語言上凿叠，西漢學界過度解讀經書的風氣與漢賦鋪張揚厲的風格相映成趣，而東漢后經學的刪繁就簡與漢賦從大賦轉向抒情小賦的趨勢嚼吞，以及更加簡短的五言詩的勃興盒件，也呈現(xiàn)相輔相成的局面。
藝術表現(xiàn)上舱禽，與漢代經學同源的讖緯之學充滿的神秘氣息為漢代的浪漫主義文學提供了素材和動力炒刁。
文學體裁上，很多經學著作雖不是嚴格的文學作品誊稚，卻具有了相當程度的文學性翔始。
此外，經學的重師承里伯，墨守成規(guī)與漢賦互相蹈襲摹擬的風氣（如七體城瞎，九體等）互為表里，經學典故的大量使用也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蔚然成風疾瓮。
魏晉南北朝
儒學衰落脖镀，玄學，佛學影響增強狼电。
隋唐
儒學發(fā)展情況：
唐初孔穎達作《五經正義》蜒灰，統(tǒng)一南北經學弦蹂，重章句而輕義理——在重視訓祜脫離實際這一點上，接近漢古文經學强窖。
中唐啖助凸椿、趙匡、陸淳春秋學派翅溺，開疑經先河脑漫，重大義而輕章句，越過歷代注疏者直接探索孔子《春秋》大義未巫。韓愈受此影響要求復歸孔孟窿撬，經世致用，“適于時叙凡，救其弊”。實際上密末，陸淳的春秋學派態(tài)度與漢今文經學是相同的握爷，即將孔孟之道運用到現(xiàn)實中，但他們同樣反對今文經學严里，是因為時代的變化使學者的政治目的與當時不同——漢代今文大興之時新啼，正是漢武盛世，經學家解經趨向維護統(tǒng)治刹碾，神化君主與先賢的保守態(tài)度燥撞，而唐代儒學復興的時期正值安史之亂結束，急需中興的手段迷帜，經學便偏向通權達變——陸淳在《春秋微旨》里借題發(fā)揮批評“家天下”物舒，可以說是非常浪了（笑）。
對文學的影響：
韓柳古文運動以及為之先聲的中唐文學復古思潮戏锹。
思想內容上冠胯，強調文以明道，以參與政治為目的锦针，創(chuàng)作具有鮮明政治色彩和濃厚現(xiàn)實氣息的文學作品荠察。重視作者的道德修養(yǎng)（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的同時也強調情感宣泄（“不平則鳴”“引筆行墨奈搜，快意累累”）悉盆。
文學體裁上，減少駢文馋吗，使用散文焕盟。
文學語言上，去除浮華雕飾的辭藻耗美，趨向平易樸實的文風京髓。
藝術表現(xiàn)上航缀，充分意識到“文”的作用，吸收駢文等重視審美特性文學作品的優(yōu)點加以發(fā)揮堰怨，文道并重芥玉。
唐代的文學復古，是從魏晉六朝文學自覺之后的靡靡文風開始备图，到柳冕等人矯枉過正地一概否認與“道”無關的文學灿巧，再到韓柳的古文運動蘸炸，中和兩種態(tài)度相满，呈現(xiàn)出平衡了“道”與“文”、“欲”的思想態(tài)勢勺阐，對比孔子重“道”輕“文”蒋困、輕“欲”的思想盾似，在文學上擁有更加重要的意義。
古文運動雪标，甚至之后的宋代歐陽修文學復古零院，明代唐宋派古文，清初顧黃王思想啟蒙村刨，都強調了“道”——即社會功能——在文學中的作用告抄，甚至在大多數(shù)時候重視“道”超過“文”，就純文學發(fā)展而言是一種退后嵌牺，但也呈現(xiàn)出歷史與文學之間互相影響打洼，曲折前進的脈絡。
對比之下逆粹，魏晉文學自覺募疮，唐末宋末的駢文復興，明前后七子文學復古對法度的強調枯饿，則是純文學對“美文”追求的體現(xiàn)酝锅。從歷史的軌跡不難發(fā)現(xiàn)，這種追求審美特性之思潮的泛濫奢方，很容易造成虛砌辭藻搔扁，華而不實的文壇風氣——但這并非是追求純文學的目標本身有問題，而是當這種目標蔚然成風時蟋字，許多缺乏實力的創(chuàng)作者跟風創(chuàng)作稿蹲，實踐與理論出現(xiàn)了偏差所致。
宋
儒學發(fā)展情況：理學大興鹊奖，北宋有五子：周敦頤（濂）苛聘，程顥，程頤（洛），張載（關）设哗，邵雍唱捣；南宋有朱熹（閩），陸九淵（心）网梢，陳亮震缭，呂祖謙，葉適（永嘉事功之學）（浙東）战虏。
理學的誕生與陸淳韓愈的儒學復興有很大關系拣宰，理學思想的關鍵是強調“天理”，以道德約束民眾烦感，以維持政治的平穩(wěn)——即使是陸王心學和永嘉事功學派巡社，仍然贊同道德修養(yǎng)的重要性，只不過心學著重強調人自身在道德修養(yǎng)中的主觀能動性手趣，而永嘉學派則在遵守道德標準的同時注重經世致用晌该。
理學對儒家經典的態(tài)度依然是對“微言大義”的延伸與發(fā)展，與董仲舒今文經學绿渣，陸淳春秋學派的態(tài)度一脈相承气笙，然而運用側面同樣產生了變化：理學對儒家思想的解說，主要以“道德教化”為核心怯晕。
對文學的影響：
宋代理學興盛，對文學產生的影響主要在于創(chuàng)作主體缸棵，思想內容與藝術表現(xiàn)舟茶。
創(chuàng)作主體上，理學的興盛令士大夫產生了自主的衛(wèi)道意識堵第，作品中多有論道吧凉，論政的文章。同時踏志，在南宋后期阀捅，隨著理學的影響力增大，有部分作家本身也是理學家针余，如以詞為文的陳亮饲鄙，倡導道重于文的朱熹，編寫文集的呂祖謙和真德秀圆雁，出于葉適門下的永嘉四靈等忍级。
思想內容上，文以載道的思想影響擴大化伪朽，部分理學家（如程頤）直接從根本上否定了文學轴咱，而朱熹的觀念也極大強調了“道”的重要性。終宋一代，文學作品的說教性質都要高于唐朝朴肺。
藝術表現(xiàn)上窖剑，宋代文學的政治主體和議論性明顯增加。關注社會民生和抨擊時弊的作品令宋代詩文具有鮮明的時代性與剛健的骨力戈稿，而議論成分的增多西土，雖然在過量的情況下容易削弱詩歌的抒情功能，但適度的使用卻可以開辟新的題材范圍與美學境界器瘪。
元
元代儒學影響力削弱翠储，儒生地位降低，產生書會才人等底層文人橡疼，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戲劇援所，小說等俗文學的發(fā)展。
明
儒學發(fā)展情況：王陽明心學的勃興欣除，對“天理”的挑戰(zhàn)——實際是將維持封建禮教的基本框架從“天理”變?yōu)榱恕氨拘摹弊∈茫癸@了個人道德修養(yǎng)的作用。注意历帚，經過元朝的變革滔岳，這個時期理學的發(fā)展已經逐漸脫離了實際的社會教化功用。
道德教化作為儒學社會功用的一種形式挽牢，與漢代的“維護統(tǒng)治”或中唐的“政治改革”其實并沒有太大的區(qū)別谱煤，但正如“維護統(tǒng)治”會轉向“神秘迷信”，“政治改革”會轉向“穿鑿附會”禽拔，“道德教化”在理學的發(fā)展過程中逐漸扭曲刘离，最終結果便是“空談心性，脫離實際”睹栖。
這種脫離實際與訓祜學的脫離實際又有所不同硫惕。若將治學比作鑄劍，則考據(jù)訓祜派的“工匠”們用的火焰威力不夠野来，無法完全燒融金屬原料恼除，不能鑄出實用的劍；而心學則好比是火焰威力極強以至于溫度居高不下曼氛，熔成液體的原料雖然放進了模具豁辉，卻無法冷卻，結果只是一灘滾燙的鐵水搪锣，同樣無法使用（順便一提秋忙，這灘不能用于鑄劍的鐵水，被王學左派的狂人們——尤其是李贄——直接拿去潑人了）构舟。
對文學的影響：思想內容上灰追，王學左派（泰州學派）對心學的進一步發(fā)展堵幽，產生了重視本心，發(fā)揚情欲的離經叛道思想弹澎，晚明在文學界掀起了崇尚“性靈”的風潮朴下。
清：
儒學發(fā)展情況：
清初啟蒙思潮，反對理學空談心性苦蒿，提倡經世致用殴胧，同時批判吸收王學左派性情思想，將理欲結合佩迟，提倡“詩本性情”的同時高度重視社會功用团滥。顧炎武是思想啟蒙的代表人物，同時又下開樸學考據(jù)之風报强。
乾嘉年間樸學興起灸姊，為與官方獨尊的宋代理學相區(qū)分，呼之“宋學”秉溉，并自稱“漢學”力惯。漢學重考據(jù)訓祜，專心章句典故召嘶，對儒家經典的態(tài)度接近漢古文經學與唐初父晶，宋學則重大義，談心性弄跌。
對文學的影響：
思想內容上甲喝，宋明理學與乾嘉漢學的交替興起，對桐城派古文的文學觀念有很大影響：桐城派奠基者方苞提出“言有物铛只，言有序”的古文義法俺猿，有重道輕文傾向，與清初理學專制不無關系格仲，而其后繼姚鼐活躍于乾嘉年間，便將“考據(jù)”融入了“義理”與“辭章”中诵冒。
同時凯肋，翁方綱對沈德潛格調說和王士慎神韻說的補充發(fā)展并形成了詩學上的“肌理說”，同樣是“義理”“辭章”“考據(jù)”三合一汽馋。另外漢學的考據(jù)風氣還影響到了小說創(chuàng)作時重視歷史事件以及作者好炫耀知識廣度的習氣侮东。
藝術表現(xiàn)上，清初戲曲的雅正傾向（《長生殿》《桃花扇》）與清初啟蒙思潮不無關系豹芯，而清中葉的性靈派與充滿進步意義的小說（《紅樓夢》《儒林外史》）則與清中期戴震汪中等人引發(fā)的漢學之裂變互相映襯悄雅。
其他——關于文學中的“文”“欲”“道”的辨析與歷代思潮的本質思考
文學的作用分兩種，一為社會功用铁蹈，二為個體表現(xiàn)——說得簡單點宽闲，社會功用就是“你們應該XXX”，而個體表現(xiàn)就是“我要XXX”。兩者的區(qū)分方式是以作品本身的效果而非作者創(chuàng)作的目的容诬，例如某人寫了一篇文章用來求官娩梨，而作品主題是社會教化，那么它的作用就是社會功用而非個人表現(xiàn)——即使作者本人根本沒有這個想法览徒。
基本上狈定，作用為社會功用的文學作品，其中的思想內容可概括為“道”——這個道可以是儒家思想习蓬，也可以是佛纽什，道，玄躲叼，法等其他哲學芦缰，宗教思想。以“道”為主體的文章可以具有“文”或“欲”的表現(xiàn)押赊，即審美價值和情感宣泄饺藤，但就某些時代的思潮而言，以上兩者與“道”可能無法共存流礁。
作用為個體表現(xiàn)的作品涕俗，則以審美追求和情感宣泄為主，此類文章中出現(xiàn)與“道”相關的議論較少神帅，但反過來再姑，也可以理解為“道”相關話題較少的，才能定義為此類型——即“道”在作品中占據(jù)了超過一定比例時找御，作品就會被定義為“社會功用”作品元镀。為方便理解，我們可以設定一個小于50%的數(shù)值作為該比例霎桅，例如30%栖疑，即在一篇作品中，有超過30%的部分在進行有關社會功用的議論時滔驶，便可定義其為“社會功用”而非“個體表現(xiàn)”作品遇革。
注：這個臨界比例必然小于50%是因為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道”的重要性長期居于高于“文”的地位上揭糕，即使是在作品中占據(jù)較小比例的“道”萝快，在計算了重要性的權值之后也會成為作品的主題。
先秦時代儒家學者的態(tài)度著角，以孔子“詩言志”“思無邪”“興觀群怨”“樂而不淫揪漩，哀而不傷”為代表，即主要偏重傳“道”的文學作品吏口，其中可以夾雜情感宣泄奄容，但不可過度冰更；詩經中包含了大量以社會功用為主題的作品，但同時也產生了不少個體表現(xiàn)的佳作嫩海，藝術表現(xiàn)上的創(chuàng)新和抒情類作品的創(chuàng)作奠定了中國文學的基礎方向冬殃；說理散文方面，墨家尚質的風格決定了其文學審美上的缺失叁怪，儒家后期审葬，法家和道家的說理散文也都注重寓言傳道多于個體表現(xiàn)；史傳敘事散文中則發(fā)展了文學價值奕谭，包含左傳的敘事手法與斐然文采涣觉，戰(zhàn)國策辯麗橫肆的藝術風格與波瀾起伏的行文結構；楚地的楚辭則已經向個體表現(xiàn)類的作品邁進了一大步血柳，華麗的辭采與情感的宣泄官册，以及個人理想的表達是其關鍵特征。
漢代經學的興盛一方面是古文經的考據(jù)訓祜难捌，一方面是今文經的神化統(tǒng)治膝宁，并不在根本上注重社會教化，使?jié)h代文人——即使是儒家學者——對文學中的“道”并沒有表現(xiàn)出太明顯的興趣：西漢散文的主流是政論文根吁，東漢則以《論衡》為代表的說理文為象征员淫，雖然都注重說理大于文采，但不影響整個時代的主流击敌；漢代敘事散文得到長足的發(fā)展介返，史記和漢書的行文結構，人物塑造沃斤，敘事風格都澤被后世圣蝎；代表了漢代最高文學成就的賦本源于側重個體表現(xiàn)的楚辭，其文學性也一直保留衡瓶，辭賦的創(chuàng)作經歷了具政治諷喻意義的大賦（實際上很多大賦僅僅是掛了個政治的名徘公，真正令其流傳千古的還是其文學價值）向抒情小賦的轉變，神圣化的四言詩逐步被民間創(chuàng)作的樂府詩與文人自述心境的五言詩取代——各個文體的發(fā)展哮针，都呈現(xiàn)出“文”與“道”的分離趨勢步淹，為魏晉文學自覺作好了準備。
魏晉六朝時代诚撵，隨著亂離之世的到來，儒者治學失去了安逸的環(huán)境键闺，儒學衰落寿烟，“道”的維護更加無人問津，“文”成為了主流：“文筆”之分是以是否具有“文采”來定義辛燥，而非像其他大部分時代一樣以“道”的含量作標準筛武。詩在這一時期已經躍升為最主流的文學形式缝其，雖然玄言詩仍舊在傳自己的“道”，但建安正始對情感志向抒發(fā)的注重以及太康時期對表現(xiàn)形式的開發(fā)徘六，再到山水田園與宮體詩對表現(xiàn)對象的轉化内边，甚至沈約還將目光轉向了聲律變革——整個魏晉六朝時期的文學幾乎已經把“道”拋在了腦后。沈約就魏晉文賦提出的“以情緯文待锈，以文被質”漠其，可以說是對于個體表現(xiàn)類的文學作品最高水平的精彩評語。
漢賦的大興竿音，與漢朝盛世大國的氣概不無關系和屎，魏晉風骨的發(fā)展，與崇尚個體表現(xiàn)的思潮相輔相成春瞬，南北朝文學雖無過高成就柴信，但對詩體的進一步完善功不可沒——在匯聚了三個時代文學發(fā)展的優(yōu)勢之后，盛唐詩歌登上了中國文學史的一座高峰宽气。
安史之亂后随常，文學經歷了一次巨大的轉變，杜甫借之登上與李白同等地位萄涯，甚至在后世的部分朝代猶有過之的绪氛，正是其作品中重新出現(xiàn)的，在魏晉之后極為罕有的“道”——杜甫的“道”并不是以說教形式存在的窃判，他的作品歸根結底還是個體表現(xiàn)钞楼，但表現(xiàn)的內容融入了傳道者所希望傳達的根本，即憂國憂民袄琳，心念蒼生的精神询件。他以極為強烈而正直的個體表現(xiàn)，樹立了一座豐碑唆樊，并非通過文學作品本身宛琅，而是通過作品中承載的自己的形象，引導人們對儒家所希望傳遞的“道”的認同逗旁。換言之嘿辟，他不說“你們應該XXX”，只說“我要XXX”片效，但他的宏偉形象红伦，卻令那些飽讀圣賢書的文人們主動地意識到，自己必須尊重而效仿之淀衣。
古文運動的本質是“道”的回歸昙读，這種回歸從春秋學派對儒學的變革開始，在柳冕排斥文學性散文的時期達到頂峰膨桥，而韓柳古文運動蛮浑，實質上是對這種完全否定“文”的矯枉過正思潮的一個扭轉唠叛，平衡了“文”、“欲”與“道”的關系沮稚，令散文保留了個體表現(xiàn)的意義艺沼。需注意的是，中唐詩歌與這種“貫道”之文涇渭分明蕴掏，這一點與宋代和明清的沈德潛障般、翁方綱等人試圖以詩教化的態(tài)度是截然不同的。
宋代理學影響下囚似，文學向載道的傾向發(fā)展剩拢，藝術表現(xiàn)也偏向平淡，與昂揚豐腴的唐詩對比各有千秋饶唤，而杜甫的地位也隨著文人對“道”的重視而上升徐伐，蘇軾陸游是宋代詩人的翹楚，也代表了宋代的詩風募狂；宋文在歐陽修革新后思想略接近于古文運動后的狀態(tài)办素，即“文”、“欲”與“道”的平衡祸穷，但“道”占據(jù)上風卻是很明顯的事性穿；此外，理學對于情感宣泄的壓制似乎比審美追求方面更強雷滚，故宋代文體改革與唐代古文運動的一個區(qū)別就是需曾，駢體文作為一個文體并不包含在打擊對象內（歐陽修自己也寫四六，變革針對的僅為西昆體的縟麗文風）祈远；而宋詞從一種被人輕視的通俗娛樂文體發(fā)展為宋代文學的主流呆万，不能說沒有人們本能的情感宣泄需求被文壇平淡之風壓抑之后另尋出口的緣故。
比起先秦經兩漢而至魏晉的過程中“道”平緩地從文學中邊緣化的情況车份，宋元易代仿佛在一夜之間把“道”從“文”中趕了出去：隨著崇文抑武的宋朝滅亡谋减，理學的束縛瞬間松弛，儒生的地位也迅速降低扫沼，開始投身于比當初的詞還要“下里巴人”的戲曲創(chuàng)作中出爹。戲曲作為在前朝幾乎不被認可為文學的體裁，受到“道”的干擾原本較少缎除，文人的注入既可以迅速吸收其已經發(fā)展了一段時間的前人經驗严就，又帶來了足以令其一躍成為真正意義上文學的藝術手法與思想內容——在種種原因之下，戲曲作為一種很少受“道”侵蝕的文學體裁勃興器罐，便使人產生了“道”突然消失的感覺梢为，但實際上，“道”并未停止對文學的影響，它在元代的詩文這些原本的主流文體中依然發(fā)揮著作用抖誉，元中期產生的“雅正”詩論正是其代表。
明前期的高壓統(tǒng)治與八股文作為科舉取士手段的確立衰倦，對文學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固化袒炉，此時期的文學，無論是詩（臺閣體）樊零，文（宋濂）我磁，戲曲（道學化傳奇）都呈現(xiàn)出重道輕文的傾向。隨后登上舞臺的是前后七子的文學復古：需注意的是驻襟，前后七子的“復古”與韓愈等人的“復古”含義截然不同夺艰，韓愈等人要“復”的是先秦至圣的傳道之文，而前后七子要“復”的沉衣，卻是被韓愈否定過的漢代文章郁副。前后七子復古從目的上追求類似魏晉文學自覺的成果，即將文學從“道”中獨立出來豌习，拔高審美追求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作用存谎，但由于創(chuàng)作實踐與主張的差距，流于擬古蹈襲肥隆。與七子基本同時的唐宋派古文家既荚，則繼續(xù)奉行韓柳歐等人的主張，文以明道栋艳。
情感宣泄恰聘，即“欲”在文學作品中的表現(xiàn)，成為了明中后期的重要思潮吸占，這種情況源于王學左派的興起晴叨，前文已有不再贅述，文學上的代表則是傳奇上的臨川派與詩上的公安旬昭、竟陵派篙螟，“道”在這一時期對文學的影響再次轉弱——明明是由理學引起的思潮，卻朝著背離理學的方向發(fā)展了问拘，這也是心學的教化脫離實際的一個例證遍略。
清初啟蒙思潮的關鍵內容可以概括為認可情感宣泄的同時重視“道”的弘揚，受此影響產生了《桃花扇》《長生殿》等注重雅正與悲劇意識的戲曲作品和強調文章義法的桐城派古文骤坐，同時詩論大量產生绪杏，詩學重新成為了文壇正宗。這一時期對審美追求的探索也持續(xù)進行著纽绍，錢謙益《后秋興》與吳偉業(yè)“梅村體”蕾久，王士慎“神韻說”是詩壇的重要開拓，以納蘭性德領銜的詞壇也呈現(xiàn)出豐富多彩的趨勢——可以說這是一個“道”“文”“欲”并立共存的時代拌夏。
由于啟蒙思潮的消褪僧著，清中葉的詩壇先后出現(xiàn)了沈德潛和翁方綱兩位主張以詩教化的作家履因，但隨著清中葉啟蒙思潮的復歸，吟詠性靈的袁枚取得了更高的地位盹愚；桐城姚鼐雖然還維護著來自方苞的義理與辭章的規(guī)則栅迄，但自己也提出了“神理氣味”與“格律聲色”的文章藝術要素；駢文與詞這兩種一向作為審美追求和情感宣泄象征的體裁繼續(xù)發(fā)展皆怕，共同證明著這一時期“文”與“欲”的優(yōu)勢地位毅舆。
近代文學由于其思想變革迅速猛烈的時代背景，使此時期作家文學藝術上的造詣與政治思想相當不平衡愈腾，除龔自珍憋活，黃遵憲等少數(shù)人，近代的文學家往往處于思想與文學不可得兼的狀況虱黄，或以文貫道悦即，或棄道為文——宋詩派的代表人物鄭珍正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