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一共讀了兩遍。第一次是在中文版剛在國內(nèi)問世時的2015年否纬，第二次是在去年九月吕晌。選擇重讀，因為這是一本讓人印象深刻的學術著作临燃。

本書的摘要和緒論傳遞了很重要的四個信息睛驳。一烙心，北宋由于印刷術及書籍產(chǎn)生的繁榮，是文學史上最重要的轉型期之一乏沸。二淫茵，黃庭堅的詩學是以技法為中心、以閱讀為根基的新詩學蹬跃，其理論和實踐核心匙瘪，是以一種新的閱讀和寫作方法，對印刷文化進行有效因應蝶缀，同時延續(xù)和發(fā)揚其所繼承的文學傳統(tǒng)丹喻。三，十一世紀總體思想文化中有對方法和規(guī)范性指導原則的向往扼劈。四驻啤，近年來有一受到關注的學術思潮是——思想菲驴，包括文學觀念和詩學思想的形成荐吵，與其所屬時代的特定物質文化狀況和現(xiàn)實有著比我們以前所認識到的更為密切的關聯(lián)。

作者觀察和切入問題的角度很有趣赊瞬。例如對于為何會關注到黃庭堅詩學前無古人的特殊性先煎，作者說，“把詩歌的源頭置于外部物理世界和自然秩序之中是中國古典詩學的一個突出的特征巧涧，也是中國古典詩歌的成功和魅力之關鍵所在薯蝎。”這一觀點谤绳，和錢穆先生談及文學的起源時所說“文學是一種靈感占锯，其產(chǎn)生必自內(nèi)心之要求”，抑或我們傳統(tǒng)認為文學創(chuàng)作特別是詩歌創(chuàng)作應有感而發(fā)的觀念有一脈相承之感缩筛，正因如此消略，《萬卷》的作者王宇根先生認為，“然而瞎抛，這一新的詩學模式對詩人受外物激發(fā)而產(chǎn)生心靈感應之后的過程艺演，對詩歌產(chǎn)品是如何產(chǎn)生的，詩人從自然和外界所接受的刺激如何在語言學和詩歌的技術層面上實現(xiàn)為詩的問題桐臊，亦即因受外在刺激而產(chǎn)生的難以觸摸和難以抓握的內(nèi)在情志如何轉化為具有可感可觀的物質形式的詩歌作品的方式胎撤、途徑、過程和環(huán)節(jié)断凶，則基本不予關注”伤提，于是一方面，他引入次韻詩這一在黃庭堅時代風行的詩歌體式證明认烁，新事物的出現(xiàn)弱化了詩人和外部物質世界傳統(tǒng)意義上的關聯(lián)飘弧；另一方面识藤，他提出了黃庭堅詩學中，在外物刺激次伶、自然感發(fā)以外痴昧，詩歌寫作當中包含的意志（信念）、技巧（方法）冠王、努力（勤苦）等其他更為重要的成分赶撰。

然而，作者雖然始終著眼于把研究和討論的對象放置在一個更大的時代語境之中柱彻，但在完成研討的過程中豪娜，他卻時刻留意于黃庭堅其人或者說每一個詩人個體的特性和意義。以下是幾個典型的例子：

第一哟楷，作者援引潘伯鷹先生的觀點認為瘤载，作為黃庭堅詩歌特點之一的“寫景的真實性”，最終來源于作者人格上自始至終的一貫性卖擅，因為黃一生中都是一個忠實于自我內(nèi)心的人鸣奔，所以無論他寫什么，都是其真實自我的流露惩阶。

第二挎狸，作者認為為黃庭堅贏得名譽的不是其他，是心無旁騖断楷，即對詩歌寫作技巧和方法單純的锨匆、執(zhí)著的、不懈的追求冬筒，這是他的人格也是其詩歌的顯著特征恐锣。

第三，“偉大的文學作品的產(chǎn)生不是源于人生中的快樂舞痰，而是源于痛苦和磨難——個人生活的失敗土榴，未實現(xiàn)的夢想，貧窮匀奏，最重要的是鞭衩，政治上的失意和經(jīng)常與之相隨的貶謫和流放⊥奚疲”

第四论衍，更有意思的是，作者不但通過以上論證強調了個體特性對于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聚磺，他甚至直接從黃庭堅那里找出了證據(jù)坯台，說明就連黃自己也相信，“一個詩人之所以能成為詩人的最終決定因素瘫寝，是其作為一個人的內(nèi)在品質蜒蕾。”

至于本書討論的一個重點稠炬，黃庭堅的詩學特征，除去摘要中簡要的概括性說明以外咪啡，作者當然有更為詳細和具體的解讀首启。例如第一，方法對寫作的至高重要性撤摸，以及獲得方法的途徑——閱讀毅桃。在黃那里，想要成為一個作者准夷，首先必須是一個讀者钥飞；第二，通過生活瑣事的描寫談論詩歌寫作衫嵌，進而描繪其間的不易读宙。即，寫作詩歌并非是靈光一閃的容易事楔绞，相反结闸，好句好詩是需要下功夫從個人的智識庫當中搜求的。第三墓律，黃庭堅對于經(jīng)典的闡釋總是出人意表膀估，比如管中窺豹的含義在他眼里幔亥，焦點從以管窺豹的局限性轉向了被窺視對象豹的內(nèi)含價值耻讽，再比如對庖丁解牛等一系列典故，都成了黃庭堅用來支持個人創(chuàng)作理念的生動佐證帕棉，這不妨說是潛藏在詩歌作品背后的针肥、思維模式上的“點鐵成金”、“奪胎換骨”香伴。

當然慰枕，所有特征中最顯著的，也是這本書力圖證明的即纲，仍是黃庭堅對于技法的重視具帮。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作者在提到呂本中這一江西詩派的后勁時低斋，引用了其《夏均父集序》中關于“活法”的一段文字（“所謂活法者蜂厅，規(guī)矩備具，而能出于規(guī)矩之外膊畴，變化不測掘猿，而亦不背于規(guī)矩也”），并援引他作認為這是對黃的概念和理論進行的調節(jié)唇跨、修正和進一步發(fā)展稠通。然而聯(lián)想到書中也一再征引到的黃庭堅《與王觀復書》之“不煩繩削而自合”語衬衬，我想，其實我們是否也能夠這樣認為：黃對于規(guī)矩和方法竭盡全力的遵循改橘，其最終目標何嘗不是要超越這些規(guī)矩和方法滋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的詩學和以往的詩歌創(chuàng)作觀點似乎又是殊途同歸的飞主。

同樣兼砖，對于摘要中的另一要點，十一世紀這一時代背景特點既棺，作者也在書中進行了多次不同角度的描述讽挟。他認為，黃庭堅的詩歌寫作理念表明十一世紀總體文化中有對于人為干預的新興趣丸冕，而黃庭堅和蘇軾對于陶淵明詩欣賞的不同理由則顯現(xiàn)出這一時代文化中對新東西耽梅、新觀點和新角度的熱烈渴望，至于對杜甫的狂熱興趣則體現(xiàn)了那個時代渴望宏偉和模式指引的思想文化胖烛。更為重要的是眼姐，作者通過如此一輪又一輪對于時代求新求變的論述拋出一個問題，即佩番，十一世紀是否存在一種對于前人已取得不朽成績的超高度的敏感和自覺众旗？

除了上面這個問題，本書作者在寫作過程中還提到了以下這個他認為有待進一步討論的命題：詩歌命運所依賴的趟畏，其實是解詩者心中贡歧、外加于作品本身之上的一個闡釋框架，那么這是否意味著赋秀，存在有一種極大的主觀而不是客觀力量在掌控文學作品的命運呢利朵？但是，又如《萬卷》一書的結尾部分特別提到的猎莲、杜甫詩集在公元1059年的刻印促成其成為最高典范一樣绍弟，在這里，我們似乎看到的又是一種相較而言更為客觀的事件對于詩人及其詩歌的影響著洼。然而一個可資對比的案例是樟遣，徐鉉集早在公元1017年就刻印了，為什么其人其詩卻沒有在后世造成很大的回響呢身笤？通過以上三個面向的討論我們可以歸結出這樣一個問題：究竟是什么因素決定了文學作品在一個甚至很多時期的受關注程度豹悬？更進一步而言，在從沉寂到熱烈又或者復歸沉寂展鸡、熱烈的受容進程中屿衅，是否存在一個或一些人、一件或多件事莹弊，甚至一種或者很多種大的社會環(huán)境涤久，在對前述這一曲折過程不斷進行著建構涡尘？毫無疑問的是，具體到不同的個體身上响迂，這個問題就會出現(xiàn)不同的答案考抄。

最后，在上述信息收獲之外蔗彤，《萬卷》一書還在研究方法上給人以很好的啟示川梅。首先，是作者對霧豹寓言的闡釋演變以及黃庭堅本人對“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用意進行的文獻發(fā)掘與歷史流變梳理然遏，這是兩個生動的案例贫途，昭示著閱讀和對過去文學作品學習、評價及整合的重要性待侵。其次丢早，是方東樹在解釋謝眺“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一詩時秧倾，本書作者總結出的三種文學理論闡釋原則：一怨酝，知人論世；二那先，比興傳統(tǒng)农猬；三，同代寫作實踐和批評話語的語境售淡。

“閱讀的目的不僅僅是知識的獲得斤葱；更重要的，它可以使我們獲得一個識別事物內(nèi)在本質的能力勋又，讓我們能夠穿透一個完美建構起來的文本的光滑外表苦掘，而進入隱藏其后的深層結構和意義之中换帜⌒ㄈ溃”這是本書作者在論述閱讀對黃庭堅、對文學寫作的重要性時發(fā)表的看法惯驼，同樣也是我在前后兩次閱讀這部著作后的感受——

如果說蹲嚣，黃庭堅是通過穿透和解構經(jīng)典文本，取其中所需以重構他的詩學祟牲，那么在我看來隙畜，《萬卷》一書也恰恰是通過穿透和解構以黃庭堅為中心的無數(shù)個文本細節(jié)，最終完成了作者想要建立起的研究和敘述系統(tǒng)说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