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設立的第一個“普通話”培訓學邪驶罚——正音書院
中國地域廣闊攒至，民族眾多，語言豐富躁劣，方言復雜迫吐， 部分地方“十里不同音”比比皆是，給交流账忘、辦事帶來很多不便志膀。
古人也十分重視語言統(tǒng)一問題。秦始皇就曾大力推行“書同文闪萄、車同軌梧却、行同倫”。歷史上不同時期的官話（官方語言）大致經歷了“雅言—官話—國語—普通話”幾個階段败去。各個朝代的官方語言放航，一般是按照定都的地點來定，都城在哪里圆裕，就使用這里的話作為官方語言广鳍。
清初開始以滿語為國語荆几，隨后漢語官話成為國語。雍正八年設立“正音書院”赊时，推廣以北京音為標準的北京官話（北京官話是在元時舊北平話與南京官話相融的基礎上吨铸，融入滿族語音的一些要素而成。）“正音書院”可以說是古代第一個官方推廣“普通話”的培訓學校祖秒。
所謂“正音”就是矯正語音诞吱。雍正年間在閩方言區(qū)的福建郡縣和粵方言區(qū)的廣東地區(qū)都設有正音書院，由當?shù)伛v防的旗人任教竭缝。 “舉人生員鞏監(jiān)童生不諳官話者不準送試房维。”規(guī)定二省鄉(xiāng)試舉子須用官話詞語抬纸，不許用方言詞語咙俩。學政面試考生，聽不懂湿故，不會說官話的童子不能考秀才阿趁。學習官話以八年為限，不然將停止閩粵兩省的科舉考試坛猪。
這種訓練班的設置脖阵，是由于雍正六年(1728)下了一個諭旨，在諭旨里砚哆，皇帝首先指出對一名有著“蒞民之責”的官員独撇，“其語言必使人人共曉，然后可以通達民情躁锁，熟悉地方事務，而辦理無誤”卵史，但是在引見大小臣工陳奏履歷之時战转，卻發(fā)現(xiàn)“惟有福建、廣東兩省之人仍系鄉(xiāng)音以躯，不可通曉”槐秧。倘使這些滿口鄉(xiāng)音的閩粵官員委派他省為官，“又安能宣讀訓諭忧设，審斷詞訟刁标，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呢址晕？
而“官民上下語言不通”的另一個弊端是“必使胥吏從中代為傳遞”膀懈，地方政治將會被一群吏胥把持，這些吏胥會在代為傳述這些閩粵官員命令時谨垃，“添飾假借启搂，百弊叢生硼控，而事理之貽誤者多矣”。而反過來胳赌，對福建牢撼、廣東兩省的百姓來說，他們肯定也不明白皇帝派來官員的語言疑苫，從而導致“上下之情格不通”熏版。
因此諭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捍掺，轉飭所屬府州縣有司及教官纳决，遍為傳示，多方訓導乡小，務使語言明白阔加，使人通曉，不得仍前習為鄉(xiāng)音满钟∈だ疲”于是兩省所屬府州縣都設立“正音書院”，招秀才舉人學習京音（北京語音）湃番。
上諭頒布后的一年時間里夭织，福建各地就先后“奉文設立”了名為“正音”的書館和書院110所，平均每個縣都有一所吠撮。而廣東更是走在前列尊惰，在每個城鄉(xiāng)都設立社學“以訓官音”，僅僅在南耗嗬迹縣這樣的社學就達到112所弄屡， “他府州縣名目尤繁”，整個廣東省有2000所以上的正音社學在一兩年內雨后春筍般新鮮出爐鞋诗。
雍正帝的“推普”上諭不可謂沒有遠見,“推普”措施不可謂不力,然而膀捷，總體來看，因為受教員人數(shù)少削彬、辦學經費不足等原因影響全庸，這一“推普”措施效果不大理想。據(jù)記載：“初時甚為認真,無如地方官悉視為不急之務,日久皆就頹廢,至嘉慶融痛、道光時,福建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廣東則更無聞矣壶笼。”
“推普”上諭盡管沒有達到理想的效果,但還是有些積極作用和影響雁刷。作為“推普”的首倡者,雍正帝為后來的張之洞等 “官音統(tǒng)一天下語言”的思想和舉措奠定了基礎覆劈。
1902年，張之洞等為清廷制定《學務綱要》指出：“中國民間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語,辦事動多捍格,茲擬官音統(tǒng)一天下語言,故自師范以及高等小學堂,均于中國文一科內附于官話一門。其練習官話,各學堂皆以用《圣諭廣訓直解》一書為準墩崩。1903年張之洞在《奏定學堂章程》又說：各國言語氓英，全國皆歸一，故同國之人鹦筹，其情易洽铝阐。
顯然，張之洞等人的“推普”思想繼承和發(fā)展了雍正帝“推普”上諭的精髓,并加以發(fā)展铐拐。1909年,清政府資政院開會,議員江謙正式提出把“官話”正名為“國語”徘键。
其中，雍正的蓽路襤褸之功是須肯定的遍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