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蜀國丞相諸葛亮，其實是一個非常讓人敬佩的時代先鋒涝婉。
《三國志·諸葛亮第五》中有一段關(guān)于丞相上報家產(chǎn)的記載：
初哥力，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吩跋，自有余饒寞射。至于臣在外任，無別調(diào)度锌钮，隨身衣食桥温，悉仰于官，不別治生梁丘，以長尺寸侵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nèi)有余帛氛谜，外有贏財掏觉，以負陛下，及卒值漫，如其所言澳腹。”
在這段話里杨何，諸葛亮向皇帝傳達了兩個重要的信息遵湖，即自己的收入全部來自于擔任的丞相的俸祿和15頃田的收入。除此之外晚吞，沒有其他“征調(diào)”和“安排”延旧，沒有收取其他人財物，家族也沒有另外經(jīng)營產(chǎn)業(yè)槽地，沒有任何灰色收入迁沫，去世之后，朝廷了解到捌蚊，他確實做到了奏章中說的“不使內(nèi)有余帛集畅，外有贏財”，真正做到了合法缅糟、奉公挺智。
諸葛亮的財產(chǎn)上報雖然在當時沒有引起多大反響，但細細想來窗宦，在三國乃至整個歷史上都極為罕見赦颇。魏國的滿寵，晚年官封太尉赴涵，魏明帝一次就封了他50頃田媒怯，錢20萬，吳國蔣欽病亡髓窜，孫權(quán)立刻賜他的妻兒田200頃扇苞，民200戶欺殿。
如此看，諸葛亮主動上報財產(chǎn)鳖敷，在當時社會是超前的脖苏，是后代官員的表率，這主要是基于他依法治國的思想定踱，他以身作則棍潘，帶頭奉公守法，率先在弱小的蜀國實踐了法制社會屋吨，成為數(shù)千年封建歷史唯一成功實踐法治的先行者蜒谤。
為什么要實行法治？
諸葛亮幫劉備占領(lǐng)荊州和益州之后至扰，受封軍師將軍鳍徽、益州太守。初入蜀中時敢课，局面其實并不樂觀阶祭，他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劉璋、劉焉父子遺留下來的弊政：“德政不舉直秆，威刑不肅”濒募，法令松弛，特權(quán)橫行圾结，官僚豪強相互勾結(jié)瑰剃。據(jù)《三國志·法正傳》描述，劉璋治理蜀地筝野，
“士大夫多挾其財勢晌姚，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為亂者歇竟，十戶而八”挥唠。可見劉璋時的暗弱實際上縱容了當?shù)睾缽姷臄控敽吐訆Z。
法正焕议，劉備入川后重要謀士宝磨，智術(shù)為諸葛亮贊嘆
為了扭轉(zhuǎn)這種局面，諸葛亮開始實施他在《隆中對》中的“內(nèi)修政理”的主張盅安。他的核心思想唤锉，是以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核心，以法理政宽堆、統(tǒng)軍腌紧、治民。把儒家的“寬以濟猛畜隶，猛以濟寬”（《左傳·昭公二十年》）、“刑法世輕世重”（《尚書·呂刑》）、“刑亂國用重典”（《周禮·大司寇》）等理念作為指導思想籽慢，全面推行“約官職浸遗，修法制”的法治方略。
他采取了嚴厲措施箱亿，對那些拒絕合作的豪強官僚嚴刑峻法跛锌，狠狠打擊，嚴格限制他們隨意兼并土地届惋，關(guān)注民生髓帽，發(fā)展生產(chǎn)。當時的蜀郡太守脑豹、楊威將軍法正曾經(jīng)提出異議郑藏，勸諸葛亮不要限制太嚴，應該“緩刑馳禁瘩欺，先垂恩撫”必盖，諸葛亮則在《答法正書》中回復：
“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俱饿；限之以爵歌粥，爵加則知榮；恩榮并濟拍埠，上下有節(jié)失驶，為治之要，于斯而著枣购℃姨剑”
對于一個從荊州來的外來政權(quán)，面對如此亂局坷虑，諸葛亮的做法就是“先理強甲馋，后理弱”，推行了嚴厲法律迄损，人民才知道什么是恩典定躏，限制爵位的封賞，升官金爵官員才會覺得榮耀芹敌，恩威并加痊远，才能徹底改變。法律之所以不能順利實施氏捞，是因為實際執(zhí)行時總會有很多例外碧聪，比如宗族血緣關(guān)系、朋黨集團利益沖突液茎，法治很多時候要讓位于“人情”逞姿，孔子就曾說辞嗡，“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滞造，這時法律就成了一紙空文续室，法治和人治就非常矛盾。現(xiàn)在諸葛亮明確做了限制谒养，讓人民知道國家要講原則挺狰，有底線，這時候人們才不會利用人情胡作非為买窟，拓展自己的權(quán)力丰泊。
實行法治有哪些措施？
1始绍、注重立法瞳购，教化為先
法律如果名目繁多，而且只針對下層人民疆虚，人民就會疑慮和抱怨苛败，如果條例不清，人民就會不清楚邊界径簿，更會造成官員隨意處置犯人罢屈，政令沒有公信力。所以法治首先是需要立法篇亭，立法是本缠捌，有了這個本，才有了明確的標準译蒂。
因此曼月，諸葛亮在執(zhí)政之初就“制定漢科，威之以法”柔昼。在陳壽所編《諸葛氏集》中哑芹，就有《法檢》《科令》各兩卷，《軍令》三卷捕透，最為完善的是他和伊籍聪姿、法正、劉巴乙嘀、李嚴共同制定的《蜀科》數(shù)十則末购，包括了《八條》、《七戒》虎谢、《六恐》蹋嵌、《五懼》等條例驻龟，將各級官員置于嚴格法律之下，使他們有章可循、知法守法书妻。在治軍方面，他定下“斬斷之政”，除了聽從號令等常見軍規(guī)外，還規(guī)定了一些民事關(guān)系玩般，比如嚴禁擾民银觅、掠奪礼饱、欺凌弱小等等，如下圖究驴∧餍鳎可見諸葛亮考慮的非常周全。
另一方面洒忧，諸葛亮雖然用法峻急蝴韭，執(zhí)法如山，但他卻反對熙侍，不教而誅榄鉴，主張教刑并重，德威并舉蛉抓。他在平時特別注意對部下進行守法教育庆尘，不厭其煩，還專門設(shè)立勸學從事一職巷送，用最通俗的語言驶忌，頒布各種形式的教和書，發(fā)給百姓笑跛。這也體現(xiàn)了諸葛亮的法制中也包含著儒家思想付魔。立法的目的，不僅僅在于嚴懲飞蹂，更在于教化几苍。
2、以身作則陈哑，奉公守法
立了法之后妻坝，如何執(zhí)行，則是重中之重芥颈。諸葛亮的一個偉大之處惠勒，就在于他深知“己身正，方能正人”爬坑，從不給別人任何說閑話的機會纠屋。他嚴于自律，時時謹慎盾计。按照循名責實的精神售担，從嚴要求自己赁遗，從沒有特權(quán)思想，為各級官員作出了榜樣族铆。
他說：“君臣上下岩四，以禮為本；父子上下哥攘，以恩為親剖煌；夫婦上下，以和為安逝淹；上不可以不正耕姊，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栅葡，上亂下逆茉兰。”
不僅如此欣簇，他對自己的子女親屬要求也相當嚴格规脸，他起初并無子嗣，后來過繼兄長諸葛瑾次子諸葛喬為子熊咽。他讓兒子和諸將弟子同共同勞作莫鸭，派他督運糧草，可是由于太辛勤网棍，第二年諸葛喬就死于王事黔龟，年僅25歲。
公元228年滥玷，在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氏身，馬謖街亭兵敗之后。他痛定思痛惑畴，殺掉了自己心愛的學生馬謖蛋欣，以及張休、李盛如贷，奪了將軍黃襲的兵權(quán)陷虎，處罰了陳式，還因功獎勵了王平杠袱、高翔尚猿。后來，他給后主劉禪上表楣富，追查自己失察和用人不當?shù)膰乐劐e誤凿掂，要求將自己貶官三級，以示處罰。
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庄萎，因街亭失守而撤退
諸葛亮所做的一切踪少，都是為了法律能夠切實實行，真正做到他說的糠涛，“人君先正其身援奢，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則令不從忍捡，令不從則生變亂”（《諸葛亮集·教令第十三》）集漾。
為了確保法律順利施行，他還非常注重司法的程序保障锉罐，加強督法檢查帆竹，廣開言路渠道，拓寬監(jiān)督范圍脓规。他認為治國之道，在于推舉賢才险领，要依靠部下通過檢查評議侨舆，按法律規(guī)范來推舉人才。這樣才能讓有能力的人才不會流失绢陌，無能的人無法掩藏挨下。
在諸葛亮《便宜十六策·考黜第八》中，還規(guī)定了五條標準如下脐湾。
諸葛亮《便宜十六策·考黜第八》
可見諸葛亮督法檢查是非常全面嚴格的臭笆，由于加強了對執(zhí)法人員的檢查，各級官吏頭腦中法制觀念增強了秤掌，司法過程也就格外認真愁铺，仔細，貪贓枉法也大大減少闻鉴。在這樣嚴格的制度下茵乱，蜀國出現(xiàn)了“吏不容奸，人懷自厲孟岛，道不拾遺瓶竭，強不侵弱，風化肅然”的良好局面渠羞，和諸葛亮法治方略的成功是分不開的斤贰。
阻力與遺憾
諸葛亮任用的官吏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基本上都是道德模范次询。蔣琬荧恍、費祎、劉巴渗蟹、姜維块饺、董和赞辩、鄧芝，無一不是清廉樸素授艰，兩袖清風辨嗽，出入和凡人無異。但凡在人品上有缺陷的淮腾，即使再有才能糟需，諸葛亮也會毫不留情罷黜。如此做法不免引起了不少官僚豪強和名門望族的不滿和反抗谷朝，其中比較有明的就是荊楚名士來敏洲押、廣漢名族彭羕、托孤大臣李嚴還有荊南廖立等人圆凰。
他們攻擊諸葛亮的路線杈帐，并指責諸葛亮“刑法峻急”，而不“廣德量力”专钉。有人認為挑童，諸葛亮通過立法來打擊異己，先后鏟除了各種反對的聲音跃须。不過無論是怎樣的抹黑站叼，都有一個不能忽視的事實，那就是諸葛亮首先有一個“興復漢室”的目標菇民，還有“依法治國”的綱領(lǐng)尽楔，這也注定了他做不到像曹操一樣“唯才是舉”，有一技之長但是有人品缺陷第练，不能再用阔馋。在諸葛亮這里，必須清一色的廉潔复旬、一條心北伐垦缅，勁兒往一處使。也正因如此驹碍，對人才的要求就比較高壁涎。像李嚴這種另立中央搞分裂的、彭羕這種散布路線問題言論的志秃，必須予以堅決打擊怔球，這是每個領(lǐng)導必須做的，諸葛亮也不例外浮还。
諸葛亮治蜀十一年竟坛，打造了一個高效廉潔的政府，但是在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秋八月，他還是帶著未竟的遺憾去了担汤，此后蜀國又維系了近三十年涎跨。鑒于法治的主題，我們有一個問題崭歧，那就是作為繼任者的蔣琬和費祎是否延續(xù)了諸葛亮的方針隅很，能否體會丞相的良苦用心？
很遺憾率碾，法治方面基本是荒廢了叔营。
從一個小的事例就可以看出。蔣琬所宰、費祎當政時绒尊，特別喜歡大赦。古代帝王以施恩為名仔粥，每逢在皇帝登基婴谱、更換年號或者遇天災情況下，常頒布赦令件炉，赦免天下犯人勘究，從蔣琬到費祎執(zhí)政末期，記錄在《三國志》中的大赦足有五次斟冕，分別為238年、243年缅阳、246年磕蛇、公元249年、公元251年十办，費祎被刺殺后有六次秀撇，為254年、256年向族、257年呵燕、258年、261年和263年件相，如此多的大赦不難看出再扭，蔣琬、費祎在為了增強貧瘠的國力夜矗，嘗試釋放犯人來換得寶貴的勞動力資源泛范，其實作用非常有限，因為這樣對于豪強有益紊撕，對平民無益罢荡，經(jīng)常的法外開恩只是助長了心懷鬼胎之人的氣焰，給社會治安帶來破壞。
這一點可以和諸葛亮執(zhí)政相比区赵，丞相在時惭缰，除了劉禪登基那一年大赦，此后“十年不赦笼才，蜀中大化”漱受。有人對諸葛丞相談起此事認為應該大赦以彰顯恩德。諸葛亮則回答：
“治世以大德患整，不以小惠拜效。故匡衡、吳漢不愿為赦各谚。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紧憾、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昌渤，治亂之道悉矣赴穗，曾不及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膀息，何益于治乎般眉？”
諸葛亮以劉表父子在世時舉例，他們當政年年大赦潜支，僅僅只是造成了牢房空空的假象甸赃，民心思亂，盜賊蜂起冗酿，劉備在世時埠对，也曾和諸葛亮談論起此事，很不贊同大赦裁替。
春秋時齊國國相管仲就曾說：“凡赦者项玛，小利而大害也”。這一點有人對費祎也提到過弱判。公元246年時襟沮，大司農(nóng)孟光就曾對費祎無故大赦提出異議，他說：
夫赦者昌腰，偏枯之物开伏，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剥哑，必不得已硅则，然后乃可權(quán)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株婴，百僚稱職怎虫，有何旦夕之危暑认，倒懸之急，而數(shù)施非常之恩大审，以惠奸宄之惡乎蘸际？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徒扶，上犯天時粮彤，下違人理。老夫耄朽姜骡，不達治體导坟，竊謂斯法難以經(jīng)久，豈具瞻之高美圈澈，所望於明德哉惫周！
孟光的話和諸葛亮的態(tài)度是一致的。大赦之令康栈，只能用于衰窮之時递递，逼不得已，不能隔三差五來一次啥么，只會助長不正之風登舞。可惜費祎不以為然悬荣，事事姑息菠秒，最后他本人也離奇被魏國降將郭循所害，蜀國還是無可奈何的衰敗下去了氯迂。
諸葛亮的法治精神雖然沒有延續(xù)下去稽煤，但是卻給了后世很多值得借鑒和啟示之處。他的法治和先秦時期的法家并不一樣囚戚，和儒家提倡的德治是相輔相成的，太重于德治轧简，會過于依賴道德驰坊，被人情所控制，太偏向于法哮独，又違背了教化為先的理念拳芙，無法標本兼治。在這一方面皮璧，諸葛亮將兩者成功結(jié)合舟扎，實在是一個時代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