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師大中文系 ·苗懷明·
《三俠五義》是清代公案俠義小說的代表作最冰,歷來學(xué)者對其評價較高,清代學(xué)者俞樾稱其’‘事跡新奇稀火,筆意酣患暖哨,描寫既細人毫芒,點染又曲中筋節(jié)”凰狞,“算得一天地間另一種筆”篇裁。魯迅先生也稱贊其“寫草野豪杰,輒奕奕有神”赡若,“以粗豪脫略見長达布,于說部中露頭角也”。正因為此逾冬,對其從各方面所進行的分析探討也比較多黍聂。但由于《三俠五義》的成一書過程較為復(fù)雜,相關(guān)資料缺乏身腻,盡管有不少前輩學(xué)人如胡適产还、孫楷第、李家瑞等對該書的源流嘀趟、成書等方面進行過較為精細的考證辨析脐区,但有關(guān)該書的創(chuàng)作、成書等問題上她按,仍有許多具體環(huán)節(jié)未能得到滿意的解決牛隅,而眾多的小說史論著及辭典在談及該書時,多是襲前人成說尤溜,要么一語帶過倔叼,含含糊糊,要么主觀臆側(cè)宫莱,缺少證據(jù)丈攒。有鑒于此,筆者有意據(jù)自己讀書所得、梳理辯析巡验、對該書的成書過程進行一番細致的梳理际插,供有關(guān)研究者參考。
一显设、唱本《龍圖公案》考述
一般小說史著作在談及《三俠五義))的成書過程時框弛,多云它?“是根據(jù)說書藝人石玉昆的說唱本《包公案》編寫成的,或“是在說唱藝人石玉昆的底本基礎(chǔ)上整理而成”捕捂,④瑟枫。一般認為說唱本《龍圖公案》是記錄石玉昆的說唱而成,也有些學(xué)者認為石玉昆“不只說書指攒,而且會編書慷妙。這部書原名《龍圖公案》,是他根據(jù)前人資料允悦,并吸取民間傳說而編成的說唱本”膝擂。但這些說法頗有可議之處。
石玉昆在道光年間,曾以說唱《三俠五義》而著稱隙弛,這是毫無問題的架馋。阿英先生所購得的道一光二十三年(1843)至二十五年(1845)?金梯云抄本《子弟書》中有一篇《嘆石玉昆》其中云:“驚動公卿夸絕調(diào),流傳市井效眉顰全闷。編來宋代包公案叉寂,成就當(dāng)時石玉昆∈衣瘢”⑥?近代人崇彝也說:“道光朝有石玉昆者办绝,說三俠五義最有名,此單弦之祖也姚淆。貴月山尚書慶孕蝉,嘗以柳敬亭比之。⑦?這位?“貴月山尚書慶”?名富察貴慶腌逢,號月山(一說字月山降淮,一字夢黃,號云西)搏讶,滿族人佳鳖、隸鑲白旗,累官至宇七部尚書媒惕。他有一首作于道光十七年(1837)以前的七言律詩詠石玉昆系吩。其序云:“石生玉昆,工柳敬亭之技妒蔚,有盛名者近二十年”穿挨,“一笑史從何處說月弛,廿年人得幾回聞”】剖ⅲ可見石玉昆在道光間以說《包公案》長期享有盛譽帽衙。
道光四年的慶升平班戲目中,有關(guān)包公的戲目很多贞绵,如:《雙釘記》厉萝、《雙包案》、《鍘美案》等榨崩,其中與《三俠五義》內(nèi)容相關(guān)的戲目有《瓊林宴》谴垫、《三俠五義》、《遇后》母蛛、《花蝴蝶》弹渔、《烏盆記》、《陳林抱盒》溯祸、《拷寇成玉》等.。除《三俠五義》舞肆、《花蝴喋》外焦辅,其它五出戲在前代屢有演出,不敢確定它是否出于《三俠五義》椿胯,但《三俠五義》筷登、《花蝴蝶》肯定是由《三俠五義》改編而來。這些民間流傳的劇目多有所本哩盲,而當(dāng)時《三俠五義》尚未刊刻前方,石玉昆說《包公案》又很有名氣。因此廉油,這些劇目極有可能是根據(jù)石玉昆的說書而編寫的惠险。故此,我們可知道在道光年間抒线,《三俠五義》的故事已以說唱班巩、戲曲的形式廣泛流傳。
說唱本《龍圖公案》是個很籠統(tǒng)的概念嘶炭,其實它包括許多種不同的唱本抱慌,其最早出現(xiàn)的時間我們還無法確定,但這些唱本抄錄有時間不一致眨猎,時間范圍大致在咸豐至光緒間抑进。據(jù)目前所掌握的資料看,說唱本《龍圖公案》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石派書寺渗,或稱石韻書匿情,它是石玉昆所創(chuàng)的一派說唱書詞,另一種是鼓詞户秤,指非石玉昆一派的說唱書詞码秉。兩種說唱本《龍圖公案》之問有較大的差別,需要加以辨析鸡号。
在劉復(fù)转砖、李家瑞所編著的《中國俗曲總目稿》中著錄的兩種說唱鼓詞《龍圖公案》:“《龍圖公案》(頭本缺二頁)說唱鼓詞北平抄十三本,”“《龍圖公案》(缺第九本)說唱鼓詞鲸伴,北平抄現(xiàn)存十二本府蔗。網(wǎng)這種說唱鼓詞,又稱鼓兒詞汞窗,其文體特點正如李家瑞先生所言:
現(xiàn)在的說唱鼓詞的唱詞姓赤,有七言十言兩種雨让,沒有襯字即是七言堕担,加了襯字即是十言妻顶。說白的字句替梨,卻是沒有一定脓鹃。大概議論敘事拔妥,多用說白薪者;記景寫情斯棒,多用歌唱许帐。其材料則多取之于小說戲劇劳坑,絕少自己創(chuàng)作的。書前的引子成畦,或用七言詩八句距芬,或用西江月一兩闊。全書都很長(本所藏《三國志》及車王府抄《封神演義》俱百余本)循帐,非唱幾十天或幾個月不能唱完框仔。
根據(jù)這種文體特征,日本學(xué)者阿部泰記研究發(fā)現(xiàn)惧浴,幾十年前王虹在冷攤上所購得的北京黃化門簾子庫涌茂齋出租書說唱本《龍圖公案》存和,與日本大木幹一所收藏說唱本龍圖公案一樣,系說唱鼓詞衷旅,都是涌茂齋的出租圖書捐腿。
顯然,說唱鼓詞《龍圖公案》不是石玉昆的說唱記錄本柿顶,它當(dāng)錄自其它說唱藝人的演出茄袖。因而與石玉昆所傳的石派書《龍圖公案》有較大的不同。王虹先生將其所購得的鼓詞《龍圖公案》與現(xiàn)行本《三俠五義》比較嘁锯,發(fā)現(xiàn)“二者間的面目已經(jīng)相差得很遠宪祥,不僅是人名聂薪、地名有了差異,就是故事的排列次序也有了若干的變動唯蝗羊。大木幹一所藏的鼓詞《龍圖公案》“在大致沿石玉昆原作的敘述內(nèi)容展開情節(jié)的同時藏澳,有時將原作的部分內(nèi)容削去,有時則借用原作個別故事并充實內(nèi)容耀找,有時則借用別的小說的故事構(gòu)成新的情節(jié)翔悠,或者隨機應(yīng)變推出原作未有的巧妙構(gòu)思”。
石派書《龍圖公案》由石玉昆所創(chuàng)野芒,但據(jù)現(xiàn)有材料來看蓄愁,它也并非石玉昆的演出記錄本,而更可能是石玉昆的弟子們的演出記錄本狞悲。自然石派書《龍圖公案》較鼓詞《龍圖公案》與石玉昆的演出更接近撮抓,更能保持原貌,在石玉昆在世時摇锋,他的弟子就有說唱《三俠五義》故事的丹拯。在日本長澤規(guī)矩也氏舊藏石派書《南慶宮慶壽》中,就曾提到石玉昆荸恕,并說他“如今是不出來咧咽笼。他到那個書館,一天止說三回書戚炫,就串好了幾十吊錢。如今名動九城媳纬,誰不知道石三爺呢”双肤。
除日本長澤規(guī)矩也氏舊藏外,還有幾種石派書《龍圖公案》抄本钮惠。樂善堂抄賣唱本帶贊石韻書《書目》的最末一種茅糜,就是《龍圖公案).,這一抄本今已不可見素挽,但我們可以肯定它不是石玉昆的演出記錄本蔑赘,因為其書目序中說的很明白,這些石派帶贊新書“本堂數(shù)年來精工采訪预明,遂得數(shù)底缩赛,幸與石書相合”。顯然撰糠,“石書”?指石玉昆的說書酥馍。樂善堂抄賣的帶贊石韻書《龍圖公案》只是與石玉昆的說書相合,而并非石玉昆說書的記錄本阅酪。
在百本堂的兩種《子弟書目錄》的卷末都附載有石派書目旨袒,其中有關(guān)《三俠五義》的共十八種汁针。。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購藏了五十多本百本堂抄賣的石派書《龍圖公案》砚尽,可惜抗戰(zhàn)期間在從南京運往西南的途中施无,船沉被毀,無緣得見必孤,僅從《中國俗曲總目稿》中可見只言片語猾骡。但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的抄本《龍圖公案》與百本堂的《子弟書目錄》所記載的《龍圖公案》不相符∷砥牵《子弟書目錄》所記載的有十八種卓练,共二百零二本,而前者除無《招親》外购啄,其余十七種共三十八本襟企,加上《招親》也超不過四十本。不知道它們之間是僅有本數(shù)的差別狮含,還是為不同的抄本顽悼,內(nèi)容上有無差別。但無論如何几迄,百本堂所抄賣的石派書《龍圖公案》不會是石玉昆的說唱記錄本蔚龙。因為百本堂《子弟書目錄》上所載只有十八種,而且它還去征求石派書底本映胁。如果它能直接聽記石玉昆的演出木羹,就沒有征求底本的必要了.何況百本堂的兩種《子弟書目錄》出現(xiàn)較晚,其“甲本”“出品目錄解孙,大約是同治光緒間的物品”坑填,其“乙本”“年代稍后,大約是光緒末至宣統(tǒng)時的產(chǎn)物弛姜。
從文體來看脐瑰,它們都屬說唱鼓詞,與《中國俗曲總目稿》中所著錄說唱鼓詞《龍圖公案》及日本大木幹一所收藏鼓詞《龍圖公案》文體相同廷臼。茲舉一段唱詞為例:
《中國俗曲總目稿》所收鼓詞《龍圖公案》有唱詞:
因甚的??佛祖娘娘無顯應(yīng)?果然的??天命該當(dāng)絕朕之后??道不如??我朕的江山早早兒讓與了別人?當(dāng)下真宗天子說至此處?不由的??滿眼落淚??只見聞彥伯他站起身形?口尊圣苍在。
同一處,抄本《包公案》作:
為什么?圣祖娘娘無靈驗?莫非是?應(yīng)該天絕我趙門??果然是??天命該絕滅大宋?到不如??朕當(dāng)早早命歸陰???真宗萬歲說此?不由的??淚流滿面?忽見文彥博上前跪倒?口尊圣荠商。
抄本《三俠五義》作:
因甚么?佛祖娘娘無顯應(yīng)?應(yīng)該天下屬他人?果然是??天命該絕大宋后??到不如??真宗天子說到此處??不由的??淚流滿面??只見聞彥伯站起身形?口尊圣寂恬。
同一處,大木幹一先生所藏《龍圖公案》作:
因甚的?上天佛祖無顯應(yīng)?莫非是應(yīng)該天下屬他人?若果然?天命該絕我大宋?到不如?我朕早早命歸陰?真宗爺說至此處?不由龍目之中淚流滿面?只見聞彥伯站起身形?口尊圣莱没。
同一處掠剑,大木幹一先生所藏《龍圖公案》作:
因甚的?上天佛祖無顯應(yīng)?莫非是應(yīng)該天下屬他人?若果然?天命該絕我大宋?到不如?我朕早早命歸陰?真宗爺說至此處?不由龍目之中淚流滿面?只見聞彥伯站起身形?口尊圣。
顯然郊愧,這四種抄本文體相同朴译,有一定的承繼關(guān)系井佑,從文字上來看,首都圖書館所藏的兩種抄本與大木斡一所藏更為接近眠寿。
拿這兩種抄本與現(xiàn)行的《三俠五義》對照來看躬翁,它們之間差別很大,絕非僅?“刪去唱詞盯拱,文字上有些加工潤色”盒发,“情節(jié)上也只有兩處變動”。它們在《龍圖耳錄》或《三俠五義》的基礎(chǔ)上重新創(chuàng)作狡逢,抄錄時間當(dāng)晚于《三俠五義》的刊行宁舰。筆者僅舉全書開頭部分足以說明它們之間的區(qū)別。
抄本《包公案》開頭的故事情節(jié)如下:大宋真宗天子在位二十年奢浑,因殺罰太重蛮艰,上天震怒,絕其子嗣雀彼。后思改過壤蚜,但數(shù)年毫無效驗。一日徊哑,早朝后袜刷,真宗述其苦惱,文彥博建議將其家圣像請入宮中供奉莺丑,以求子嗣著蟹。真宗應(yīng)允,數(shù)月之后梢莽,真宗在宮中短嘆長吁草则。太監(jiān)陳琳建議其到泰山進香。真宗到泰山進香蟹漓,遇道姑李淑真,收為后妃源内。八賢王造兩只金彈獻真宗葡粒,真宗打出金彈,并云哪宮撿到便幸之膜钓,劉妃撿而不可得嗽交,李妃撿到,劉妃因此嫉恨李妃颂斜,并造假金彈欺騙皇帝夫壁。正宮病亡,真宗以生太子者為正宮沃疮,李妃懷孕盒让,劉妃亦假稱有孕梅肤,郭槐獻美女煙粉計、鎮(zhèn)壓魂計邑茄,以貍貓換太子姨蝴。抄本《三俠五義》也有這些情節(jié),但很簡略肺缕,稍有改動左医。在《龍圖耳錄》、《三俠五義》中則沒有這些情節(jié)同木。
更值得注意的是結(jié)尾部分浮梢,《龍圖耳錄》及《三俠五義》都是寫到收服鐘雄為止,并無破銅網(wǎng)陣彤路、擒襄陽王的描寫秕硝,但抄本《包公案》、《三俠五義》都寫了白玉堂死于蜘蛛精之手斩萌,最后雷部正神缝裤、哪叱三太子等下凡相助,誅滅妖道颊郎,破銅網(wǎng)陣憋飞,擒襄陽王,眾英雄班師回朝姆吭,不愿做官榛做,甘隱林野,各歸本處内狸。
抄本《包公案》的結(jié)尾寫道:
眾英雄出了東京汁梁城检眯,分路而去展雄飛前住墨花村、丁家堡而去昆淡,蘆方锰瘸、韓章、徐慶昂灵、蔣平等四個人仍句至五義莊而去避凝。這一來,蔡士雄投順外國眨补,西涼王造反管削,武曲星狄青出世,三要日月消雙馬:珍珠烈火旗的節(jié)日撑螺,另有抄錄含思,書中交代明白。
抄本《三俠五義》的結(jié)尾也寫道:
眾英雄出了東京濘粱分手,展雄飛往墨花村含潘、丁家堡而去饲做,蘆方、韓章调鬓、徐慶艇炎、蔣平四個人仍回五義莊而去。這一去腾窝,鎮(zhèn)天雄馬隆投奔外國缀踪,西涼王造反,武曲星出世虹脯,狄東美二要日月消霜馬驴娃、玲珠烈火旗,五虎平西循集,招贊雙陽公主的節(jié)目.另有抄錄材正西傳》書中交代明白唇敞。交曲星君智略高,忠心耿狄代群燎咒彤。恩收三俠并五義疆柔,除奸斬按救英豪。襄陽趙王身造反镶柱、五鼠玉堂數(shù)難逃旷档。天遣五雷擊惡怪,義士厭心辭宋朝歇拆。
這兩種抄本都把《五虎平西前傳》當(dāng)作《三俠五義》的續(xù)集鞋屈,所預(yù)告內(nèi)容也與該書相合.這與現(xiàn)行本《三俠五義》書尾《小五義》的內(nèi)容預(yù)告及現(xiàn)行《小五義》、《續(xù)小五義》的內(nèi)容完全不同故觅,可以肯定這兩部抄本不是傳自石玉昆厂庇,而且它們出現(xiàn)在《三俠五義》刊印后因為,如果石玉昆將《三儀五義》說完《龍圖耳錄》從《三俠五義》的結(jié)尾不可能象今天這樣输吏,未完而止权旷,當(dāng)會有所反映。這兩部書的演出藝人正是利用《三俠五義》留下的懸念空白贯溅,大加發(fā)揮拄氯,另成新作。
在抄本《三俠五義》第七十四部的開頭有一首詩值得注意盗迟,全詩如下:
世祖開基二百秋,劫數(shù)來時臨朕頭熙含。西粵逆匪尚未凈罚缕,東洋夷鬼又來臨。黎庶遺劫何時了怎静,四海煙塵凡時休邮弹。寡人空有憐民意黔衡,倉庫乏虛不自由。
顯然腌乡,這首詩與書中內(nèi)容無關(guān)盟劫,系說書人感嘆時事之作,但它向我們透露了說書及抄錄的時間与纽。這首詩感嘆國勢哀微侣签,“西粵逆匪”?當(dāng)指洪秀全領(lǐng)導(dǎo)的農(nóng)民義軍,“東洋夷鬼”當(dāng)指日本而言急迂。這部書的?演出影所、抄錄當(dāng)在光緒甲午年(1894)?左右,當(dāng)時的形勢與詩中所述相符?抄本《包公案》演出僚碎、抄錄時間當(dāng)在同時或稍早猴娩,但不會早出很多。但無論如何勺阐,其時間要比《三俠五義》的刊印晚十幾年卷中。說書者既說演《三俠五義》,為什么又和原書有那么大差別呢???其中緣由渊抽,二三十年代著名評書藝人連闊如講得很明白:“評書界的人都不愿意使墨刻兒?(指刊刻的書籍一一筆者注)蟆豫,話又說回來了,他們說的書和本兒上要是一樣腰吟,聽書的主兒如若心急无埃,就不用天天到書館去聽,花幾角錢在書局里買一本書毛雇,幾天能夠看完嫉称,又解氣又不用著急,誰能去天天聽書灵疮,聽兩個月呀织阅。”?正是由于《三俠五義》的刊行震捣,說書藝人出于生意方面的考慮荔棉,使自己的說書與原書有較大差別,以此吸引觀眾蒿赢。因此润樱,在考察《三俠五義》的成書時,不能一見唱本羡棵,便記其放在小說成書之前壹若,要具體分析。
據(jù)介紹,故宮圖書館也藏有兩種《三伙五義》唱本店展,其一為石韻書唱本养篓,一名《包公案》,“與首都圖書館所藏車飛府唱本《三俠五義》赂蕴、《包公案》完全相同”柳弄,看來它也不是石玉昆的演出記錄本,而是較晚的說唱藝人的演出記錄本概说;其二也是升平署圖書碧注,名《三俠五義》,題作石韻書述席怪,胡士瑩先生認為它?“可能就是石玉昆說唱的底本”应闯,但根據(jù)前面所作的介紹分析看,這種《三俠五義》唱本不會是石玉昆說唱的底本挂捻,詳情有待進一步考察碉纺。
所以,盡管《三俠五義》是石玉昆所創(chuàng)刻撒,但傳世的說唱本《龍圖公案》都不是他說唱的記錄本或底本骨田。至于說他“將其說書底本《忠烈俠義傳》一名《三俠五義》,加以整理并囑該店(指文光樓書坊一一筆者注)?與隆福寺聚珍堂以木活字合印出售”声怔,那更是不可信态贤。石玉昆說唱的記錄本或底本是否存在,有待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及進一步考察醋火。
二悠汽、《龍圖耳錄》成書考辨
《龍圖耳錄》是在說唱《龍圖公案》基礎(chǔ)上整理而成的章回體小說,遺憾的是芥驳,研究者在分析探討《三俠五義》時往往忽略這部書柿冲。其實《龍圖耳錄》已經(jīng)是一部很完備的小說,已有統(tǒng)一的情節(jié)兆旬、結(jié)構(gòu)假抄,有對仗工整的回目,還有一定數(shù)量的批語丽猬,只是由于它只有抄本宿饱,沒有刊印以及《三俠五義》的出現(xiàn),所以才給人一種不完備脚祟,過渡形態(tài)的印象谬以。
對《龍圖耳錄》的成書過程,研究者多接受孫楷第先生的觀點由桌,據(jù)其介紹:
余藏妙本第十二回末有秒書人自記一行云:“此書于此畢矣为黎。乎后文未能聽記胡陪。”?知此書乃聽《龍圖公案》時筆錄之本碍舍。聽而錄之,故曰《龍圖耳錄》邑雅∑穑刊本《忠烈俠義傳》即從此本出』匆埃《忠烈俠義傳》戶題石玉昆述捧书,蓋
此本所錄即石玉昆所說之辭矣........玉昆《龍圖公案》,今擾有傳抄足本骤星,唱詞甚多经瓷。此耳錄全書盡是白文,無唱詞洞难,蓋記錄時略之舆吮。
李家瑞先生所藏的《龍圖耳錄》書末記著:“后文未能聽記、諸公如有聽者队贱,請即續(xù)之色冀。”?崇彝的記載也印證了這一觀點:“因此書本無底本柱嫌,當(dāng)年故舊數(shù)友锋恬,有祥樂亭、文冶庵二公在內(nèi)编丘。每日聽評書与学,歸而彼此互記,因湊成此書嘉抓。
但問題并未解決索守,因為李家瑞所藏抄本、謝藍齋本掌眠、光緒七年抄本《龍圖耳錄》的卷首都云:
《龍圖公案》一書蕾盯,原有成稿,說部中演了三十余回蓝丙,野史內(nèi)讀了六十多本级遭;雖則傳奇志異,難免鬼怪襖邪渺尘,今將此書翻舊出新挫鸽,不但刪去異端邪說之事,另具一翻慧妙鸥跟,卻又攢出驚天動地之文丢郊。
言下之意盔沫,該書是在’‘原有成稿”的基礎(chǔ)上改編而成。這與該書是聽記而成的觀點不是相矛盾嗎?要弄清這個問題枫匾,還是先從分析這些“原有成稿”開始架诞。
“說部中演了三十余回”,這說明在《龍圖耳錄》成書前干茉,有一部和《三俠五義》內(nèi)容相關(guān)的三十余回的小說谴忧,現(xiàn)在已不可見。筆者懷疑它就是孫楷第先生所提及的《貍貓換太子》小說角虫,據(jù)孫先生云:“李玄伯云:曾見舊抄本沾谓。市上石印小說有此種撑毛,未知即是此本否?吻它肯定不是我們現(xiàn)在所見到的民國十三年仲夏編印盖灸、上海公益書局印行、八十回的《貍貓換太子》小說竿屹,因為它是民國間小說枫虏,孫楷第先生當(dāng)看到過妇穴。這部小說從書名看,演貍貓換太子的故事隶债,當(dāng)從劉妃陷害李妃始伟骨,以仁宗認母、李妃還宮終燃异。這一題材在前代屢為戲曲携狭、說唱所演,改編成小說的可能性很大回俐。且這一題材逛腿,編成一部三十余回的小說正合適。但這只是筆者的推測仅颇,還待有關(guān)材料驗證单默。
“野史內(nèi)讀了六十多本”,“野史”當(dāng)指抄本唱本《龍圖公案》忘瓦,但它不一定是石玉昆的說唱記錄本搁廓。從石派書、說唱鼓詞《龍圖公案》的情況看耕皮,六十多本的內(nèi)容較《龍圖耳錄》要少許多境蜕,通常抄本《龍圖公案》一本的內(nèi)容少于《龍圖耳錄》的一回,即使一本相當(dāng)于一回凌停,也只有六十回粱年,顯然這是不全的。王虹先生推測“《龍圖耳錄》中所說六十多本的《龍圖公案》是不完全的罚拟,恐怕只有全書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台诗,內(nèi)容相當(dāng)《三俠五義》的四十回或五十回”完箩。這種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至此拉队,我們明白《龍圖耳錄》的編著者想改編整理《龍圖耳錄》小說弊知,但手頭所據(jù)材料不足,短缺較多粱快,所以才去聽記說唱藝人的演出吉捶。由于一部書的演唱時間較長,個人精力有限皆尔,所以眾人輪流記錄,大家相互補充币励,完成全書慷蠕。正如崇彝所說的“每日聽評書,歸而彼此互記食呻,因湊成此書”流炕,。一個“湊”字形象說明了《龍圖耳錄》的成書情況仅胞。同時每辟,我們也理解了為什么在孫楷第所藏本的第十二回末出現(xiàn)“此書于此畢矣。惜乎后文未能聽記”的字樣干旧,這說明其中一位聽記者只聽到相當(dāng)于此書十二回的地方渠欺。否則,我們會很難理解為什么才到第十二回就說“此書于此畢矣”椎眯。
對《龍圖耳錄》的改編整理者挠将,崇彝講得很明白:“當(dāng)年故舊數(shù)友,有祥樂亭编整、文冶庵二公在內(nèi)舔稀。吻看來該書是成于眾手、可惜崇彝只說出了兩個掌测,而且祥樂亭不詳何人内贮。文冶庵倒是有史可查,他就是文良汞斧,字冶庵夜郁,是《兒女英雄傳》作者文康的兄弟行。咸豐六年(1856)至十年(1860)任嘉定知府粘勒,后任四川道員拂酣。他是京師最負時名的藏書家之一,“其家藏書富而精仲义,最講版本婶熬,叢書尤備”剑勾。他對文康的小說創(chuàng)作’‘多所贊助”,曾主持編修《嘉定府志》赵颅,還編有《四庫書目略》二十卷虽另,卷首有其作于同治九年(1870)的序。
這里有個問題需要加以辨析饺谬,文良等人所湊成的書是唱本《龍圖公案》捂刺,還是小說《龍圖耳錄》。崇彝還說聚珍堂“所印之《包公案》募寨,即《三俠五義》最有名族展,因此書本無底本……因湊成此書。其中人物拔鹰,各有贊語仪缸,今本無。多趣語列肢,諧而雅恰画。此道光間石玉昆所傳也”。于盛庭先生認為:
《龍圖耳錄》的成書經(jīng)過了兩個階段:先是由文良等人在聽書時直錄其辭瓷马,歸來互相補充拴还,形成一段一段帶贊的唱本《龍圖公案》。這些唱本流散出去欧聘,為樂善堂片林、百本堂等開辟了時源。其后又有人在唱本的基礎(chǔ)上整理出一百二十回本的白文《龍圖耳錄》……把《龍圖公案》唱本怀骤,也就是記錄本改寫成白文《龍圖耳錄》的是什么人呢拇厢?我們認為,仍然是文良等聽書而記之者晒喷。他們根據(jù)各自的記錄稿分頭整理加工孝偎,形成了《龍圖耳錄》的不同抄本。
顯然凉敲,他把記錄唱本《龍圖公案》及聽記整理《龍圖耳錄》者都歸之于文良衣盾、祥樂亭等人,但這種觀點遠遠超出崇彝提供材料所能說明的范圍爷抓,不可信势决。
筆者認為文良等人聽記整理而成的是《龍圖耳錄》小說,而非唱本《龍圖公案》蓝撇。因為唱本《龍圖公案》有鼓詞果复、石派書之分,且當(dāng)時的多家書商抄賣渤昌,各種抄本之間面目各異虽抄,我們很難說“其源概出自文良等人的記錄”走搁。退一步來講,假如文良等人聽記了唱本《龍圖公案》迈窟,他們怎么又會說“《龍圖公案》一書私植,原有成稿……野史內(nèi)讀了六十多本”呢?顯然,聽記整理《龍圖耳錄》者與記錄唱本者并非同一人车酣,否則曲稼,《龍圖耳錄》的卷首不會說這種話。
崇彝所云“此書本無底本”之’‘底本”當(dāng)指《龍圖耳錄》而非唱本《龍圖公案》湖员。因為《三俠五義》是在《龍圖耳錄》基礎(chǔ)上增刪潤飾而成贫悄,說它是《三俠五義》的底本更合適,而唱本《龍圖公案》與《三俠五義》文體不一娘摔,面目迥異窄坦,且它們之間還有《龍圖耳錄》在,說它是《三俠五義》的底本很勉強晰筛。
那么,文良等編著之書“其中人物拴袭,各有贊語”读第,怎么解釋呢??這不明顯說該書帶有贊語唱詞嗎?但我們要注意拥刻,該書是“其中人物怜瞒,各有贊語”,并非全書其它之處如描寫景物般哼、抒情等都有贊語吴汪,我們不能據(jù)此以偏概全地說全書是唱本。對于這一現(xiàn)象蒸眠,非常了解說書界內(nèi)情的連闊如曾有例子說明漾橙,茲引如下:
高勝泉……每逢說到盔甲贊兒、人們最愛聽楞卡,他的贊兒與眾不同霜运,能夠說完贊兒,人名歸到“駁口”?(每逢說元一段蒋腮,一拍醒木淘捡,調(diào)侃叫駁口)上實為不易。他說的《水滸》有人聽過池摧,說到花和尚魯智深時焦除,有套贊兒……末句是花和尚。說林沖的贊兒作彤,未句是林沖膘魄,說武松的贊.兒乌逐,末句是武二郎。一百單八將共有百零八個贊兒瓣距。此外還有幾十個贊兒:武大郎黔帕、潘金蓮、閻婆惜蹈丸、潘巧云成黄、潘老大、海和尚等俱都在內(nèi)÷哒龋現(xiàn)如今評書界會說贊兒的很少奋岁,恐怕將來要失傳了。
高勝泉說的是評書荸百,只說不唱闻伶。崇彝所講的贊語與高勝泉所講《水滸》中的贊語相同,不一定是唱詞够话。文良等人編著的《龍圖耳錄》最初帶有人物贊語蓝翰,但在傳抄的過程中給刪去了,如今已無緣得見女嘲。
《龍圖耳錄》的成書要晚于唱本《龍圖公案》的抄錄畜份,文良等人所記的不會是石玉昆的說書,《龍圖耳錄》的卷首說明中沒有提及欣尼。崇彝在介紹《龍圖耳錄》的成書時爆雹,還特別指出:“此道光間石玉昆所傳也°倒模”言語之中透出今古之別钙态,且“所傳”二字說明文良等人所聽的《三俠五義》是道光間石玉昆所傳下的,但不是石玉昆本人所說的菇晃。
《龍圖耳錄》所據(jù)的當(dāng)是石派書《龍圖公案》册倒,據(jù)李家瑞先生說;“拿《龍圖耳錄》和石氏唱本一對,可知道《龍圖耳錄》于石氏唱本所有事跡之外磺送,毫無增添剩失,不過把許多廢話,斟酌刪除就是了”册着。李先生看過石派書《龍圖公案》拴孤,他的話無疑真切可信,《龍圖耳錄》在情節(jié)內(nèi)容上基本保持了說唱《龍圖公案》的原貌甲捏。但如果說它的編著者所做的工作只是刪去唱詞演熟、廢話,恐怕過于簡單,抹殺了他們的勞動成績芒粹。在《中國俗曲總目稿》中保存了一部分百本堂抄賣石派書《龍圖公案》中的文字兄纺,我們拿它和謝藍齋抄本《龍圖耳錄》中對應(yīng)的部分作一下比較分析。
在石派書《范仲禹》中有一段文字:
時如何辦的來也了?只好丟開罷了化漆。劉洪義聽罷估脆,不由沉音半晌,說:“既如此座云,待我與你籌劃籌劃去疙赠。倘若事成且不是件好事么‰希”范生聽罷圃阳,連連稱謝。劉洪義便立起身來要走璧帝,范.....
《龍圖耳錄》第二十三回也有相應(yīng)的文字:
時如何措辦得來?也只好丟開罷了捍岳。劉老者聽一罷,沉吟半晌道:“既如此睬隶,待我與你籌畫籌畫去锣夹,倘得事成,固然是件好事;即或不成苏潜,我必變法兒叫賢弟赴京便了银萍。”范生聽至此窖贤,連連稱謝砖顷。劉老者便立起身來要走贰锁,范.....
兩段文字大體相同赃梧、承繼關(guān)系很明顯,《龍圖耳錄》確實出自說唱《龍圖公案》豌熄。
在石派書《救主》《小包村》的開頭有一首一開場詩授嘀,《龍圖耳錄》中刪去了。在石派書《盤盒》锣险、《烏盆記》蹄皱、《七里村》、《九頭案》芯肤、《三審郭槐》巷折、《包公遇害》、《仙枕過陰》等的開頭都有一段議論崖咨,《龍圖耳錄》也都給刪去了锻拘,這大概就是李家瑞先生所說的“把許多廢話,斟酌刪除”。
但也有一些地方署拟,《龍圖耳錄》與說唱《龍圖公案》情節(jié)有異婉宰。如石派書《惡鬼驚夢》的開頭有一段文字:
那穿綠袍的判官聞聽包公這一段言詞,隨答道:’‘星主有所不知推穷,這范仲禹他祖父陰鷺感動上天心包,故此名天夢登蕊府第一,得以狀元及第馒铃,怎親他細行不謹蟹腾,犯有文昌帝君的∑叮”
在《龍圖耳錄》的第二十七回岭佳,也有仙枕示夢的描寫,但無判官批講范科禹福禍的情節(jié)萧锉,這里不是刪除廢話珊随,而是《龍圖耳錄》卷首所說的“刪去異端邪說之事,另具一番慧妙”柿隙。
此外叶洞,石派書《拷御》、《包公上任》禀崖、《相國寺》衩辟、《慶壽》、《三試項覆ǜ剑》艺晴、《鍘龐坤》、《苗家集》掸屡、《陰錯陽差》等開頭部分的情節(jié)與《龍圖耳錄》相應(yīng)部分稍異封寞,文字上也有較大的差別。因此仅财,《龍圖耳錄》卷首所云“今將此書翻舊出新狈究,不但刪去異端邪說之事,另具一番慧妙盏求,卻又攢出驚天動地之文抖锥,”這話是符合《龍圖耳錄》成書的實際情況的。
總之碎罚,《龍圖耳錄》的編著者在說唱《龍圖公案》的基礎(chǔ)上磅废,做了以下工作:分成章回,撰寫回目荆烈;略去唱詞拯勉,刪除開場詩、議論等文字;對原文進行增刪改寫谜喊;添加批語潭兽;撰寫卷首說明。盡管兩者在情節(jié)內(nèi)容上大致相同斗遏,但具體形態(tài)已完全不同山卦。《龍圖耳錄》完成了《三伙五義》故事從說唱到小說的轉(zhuǎn)變诵次。
三账蓉、《龍圖耳錄》版本考
《龍圖耳錄》沒有刊刻,僅以抄本流傳逾一。目前/}知曾傳世的抄本有:孫楷第先生藏本铸本、汪原放所藏謝藍齋抄本、傅惜華先生所藏同治六年抄本遵堵、李家瑞先生所藏抄本箱玷、北京師范大學(xué)所藏光緒七年抄本。另據(jù)張榮起先生云:
余藏一抄本陌宿,于一百二十回之末云:要知后事如何锡足,俟有口者再續(xù)。此抄本有珠筆點句壳坪,有雙行小字行間注舶得。似是百本張傳抄本。此本已于己酉庚戌間逸去爽蝴。此本共三十冊沐批,三夾板。為一九四五年或一九四六年購自東南大街路西曹記書店書蝎亚。
“余于一九四六年頃于隆福寺書店中曾見一抄本九孩,又于一九四九年一月間于東單小市曾見一抄本,皆白紙本子口寬颖对,墨筆抄捻撑,字跡較為整齊磨隘$偷祝”
這三種抄本今已無從得見。但我們也因此可知道《龍圖耳錄》抄本較多番捂。在當(dāng)時流傳相當(dāng)廣泛个唧。李家瑞先生所藏抄本情況不明;孫楷第先生所藏抄本抗戰(zhàn)時期出讓與人设预,后來不知下落徙歼。同治六年抄本也不知去向。現(xiàn)在所能見到的,只有謝藍齋抄本和光緒七年抄本魄梯。謝藍齋抄本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桨螺。光緒七年抄本抄錄時間較晚,但有許多值得注意之處酿秸,而且它長期以來不為人們所知灭翔,這里作一介紹:
該抄本共四十三冊。本狹長辣苏。封面題“龍圖耳錄”肝箱。第三十九冊之前,許多冊的封面題有“光緒七年秋巧月”或“光緒七年巧秋月”稀蟋、“光緒七年巧月”等字樣煌张;從第三十九冊后,各冊封面題有“光緒七年巧桂月”或“光緒七年桂月”字樣退客,看來該書抄錄于光緒七年(1881)農(nóng)歷七八月間.有些冊的封面還題有“吉立”二字骏融,它可能是抄錄者或收錄者之名。各冊書內(nèi)均鈴“輔仁大學(xué)圖書館”印章萌狂,其中第二十三冊內(nèi)還鈴有“瑞南堂記”绎谦、“護封”兩枚印章,不詳所指粥脚。正文中有雙行小字批注窃肠。抄手約有三四人,但不夠認真刷允,字體潦草冤留,漏抄、錯抄處亦復(fù)不少树灶。
該抄本抄錄時間較晚纤怒,但其底本要早于謝藍齋抄本,而且兩者之間有一定的傳承關(guān)系天通。
光緒七年抄本中有不少批注性的文字在謝藍齋抄本中變成了正文泊窘。這說明謝藍齋抄本抄錄較晚,把早期抄本的批注文字混入正文像寒。如謝藍齋抄本第六回有一段文字:
若論這大刑烘豹,縣官是不可妄用的,必須請明上憲诺祸,方準施刑携悯。
在光緒七年抄本中,這是一段批語文字筷笨。再如謝藍齋抄本第一回有一段文字:
又把自己的男人托付了郭槐憔鬼,也做了添喜郎了.古時原有此例龟劲,女人既做御前守喜婆,他的男人便夤緣一個承喜印轴或,但不知這承喜郎每季兒吃多少體祿?
光緒七年抄本“也做了添喜郎了”后有注:“古來原有此例昌跌,知食何棒祿”。謝藍齋抄本將該注寫入正文照雁,并作了引申發(fā)揮避矢。
其次,謝藍齋抄本中有些情節(jié)由光緒七年抄本中引申演繹而來囊榜,演變的跡象較為明顯审胸。如光緒七年抄本第六回有一段文字:
丞相遵旨,回至相府卸勺,又叫畫師照樣畫了幾張砂沛,吩咐度候、伴當(dāng)曙求、執(zhí)事人員各處留神碍庵,細細訪查不想這日買辦廚子從大相國寺經(jīng)過,恰遇包公悟狱。與圖像不差静浴,急忙跑回相府,找著該值的度候挤渐,便將此事說了一遍苹享。(想是師爺有諭,知有訪查著浴麻,有賞?一?注文)得问。
謝藍齋抄本根據(jù)批注的提示,作了引申發(fā)揮:
丞相遵旨软免,回至相府宫纬,又叫畫師照畫了幾張,吩咐虞候膏萧、伴當(dāng)漓骚、執(zhí)事人員,各處留神細細訪察榛泛。如有與圖像面貌相同者蝌蹂,即刻報知,必有重賞挟鸠。不想這日買辦廚子叉信,池曾見過圖像亩冬,時刻在念艘希,這也足他貪心重硼身,不想今日從大相國寺經(jīng)過,恰遇包公覆享,看了個真切佳遂,急忙跑回了相府找著該值的虞候,務(wù)必要向相爺討賞撒顿,虞候問道:“你到底是為著何事丑罪,就敢見相爺討賞呢?”廚子道;‘·我告訴二爺履婉,二爺可別理沒了我的功勞殴蹄。”虞候道:“你且說來我聽章姓∨《叮”廚子便將大相國寺見的老道與圖像一模一樣的話說了一遍煤搜。
對發(fā)現(xiàn)與圖像相貌相同者有賞這一內(nèi)容,在光緒七年抄本中僅是在批注中作出推測唧席,到謝藍齋抄本中擦盾,這種推測落實了,且演繹出買辦廚子貪財淌哟、討賞等情節(jié)迹卢。
再者,從一些詞語的使用上徒仓,也可看出兩種抄本的早晚腐碱。如“貍貓換太子”故事中。郭槐為陷害李妃掉弛,找了個收生婆尤氏作幫手喻杈。在石派書《龍圖公案》中,尤氏作沈氏狰晚,并稱其為“收生婆”筒饰、“收洗婆”。光緒七年抄本中也稱尤氏為“收洗婆”壁晒,并有注語解釋:“收洗婆是古稱瓷们,今人名***∶敫溃”而謝藍齋抄本中卻改稱尤氏為“守喜婆”谬晕,采用了流行的叫法。以上幾點携取,足以說明光緒七年抄本的底本要早于謝藍齋本攒钳。
《龍圖耳錄》僅以抄本的形式流傳,各抄本間均有一定的文字差異雷滋。將光緒七年抄本不撑、謝藍齋本與通行的《三俠五義》進行比較文兢,可以發(fā)現(xiàn)謝藍齋本與《三俠五義》間的差異較大,而光緒七年抄本則與《三俠五義》較一致焕檬,差異很小姆坚。可以肯定《三俠五義》是在光緒七年抄本的底本而不是謝藍齋本的基礎(chǔ)上增刪潤飾而成的实愚。
首先兼呵,通過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謝藍齋本與《三俠五義》有二十四回迄止處不同腊敲,自然這些回的長短也就不同击喂。比如《三俠五義》的第一回至“因此每日優(yōu)煩,悶悶不樂碰辅,竟自時刻不能忘懷”?而止茫负,而謝藍齋本卻斷至?“員外不聽則可,聽了的時節(jié)乎赴,只唬的抖衣而戰(zhàn)”忍法,顯然,后者要長許多榕吼。在這二十四回中饿序,光緒七年抄本每回的迄止與《三俠五義》基本相同。從全書來看羹蚣,兩書只有三回的劃分不一致原探。
其次,謝藍齋本在回目文字上有十三回的回目文字與《三俠五義》不同顽素。比如《三俠五義》第二回的回目是“奎星兆夢忠良降生雷部宜威狐貍避難”咽弦,謝藍齋本作“遇奇災(zāi)井中得古鏡學(xué)文業(yè)塾內(nèi)延名師”。再如第三回胁出,《三俠五義》的回目是“金龍寺英雄初救難隱逸村狐貍?cè)龍蠖鳌毙托停x藍齋本作“趕程途錯投金龍寺缺路費巧到隱逸村”。這十三回的回目文宇全蝶,光緒七年抄本與《三俠五義》基本相同闹蒜。
再次,光緒七年抄本中有些批注文字抑淫,在《三俠五義》中變成了正文绷落,而謝藍齋本卻沒有這些文字。比如《三俠五義》第八十七回有一段文字:
只聽富三說:“小容官始苇,已到停泊之處了砌烁。”艾虎無奈催式,束兜肚函喉,背了包囊避归,搭跳上岸,邁步向前去了函似。船價是開船付給了槐脏,所謂“船家不打過河錢喉童∑材”
其中?“船價是開船付給了,所謂‘船家不打過河錢堂氯,”一語蔑担,光緒七年抄本中是批注文字,謝藍齋抄本中并無此句.這種現(xiàn)象還有幾處咽白,不再一一列舉啤握。
另外,從文字上看晶框,《三俠五義》與光緒七年抄本比較接近排抬,而和謝藍齋本差別較大,限于篇幅授段,不再列舉蹲蒲。所有這些都充分說明《三俠五義》從光緒七年抄本的底本而來。當(dāng)然侵贵,兩者也并非完全一致届搁,不同之處亦復(fù)不少,只是較謝藍齋本而言窍育,兩者更為接近卡睦。
還有一點需要辨明,據(jù)汪原放推側(cè)漱抓,謝藍齋抄本是據(jù)孫楷第先生抄本過錄的表锻。但這種說法不確。茲引小說第一回各抄本的部分文字進行比較:
眾將立太祖為君乞娄,相傳至真宗浩嫌。(孫楷第藏本).
眾將立太祖為君,江山一統(tǒng)补胚,雙代相代码耐,至太宗、真宗溶其。(謝藍齋本)
眾將立太祖為君骚腥,江山一統(tǒng),相傳至太宗瓶逃,至真宗.(光緒七年抄本)
天構(gòu)星犯閱束铭,恐干儲君.(孫楷第藏本)
天構(gòu)星犯闊廓块,恐于儲君不利.(謝籃齋本)
天構(gòu)星犯閱,恐于儲君不利.(光堵七年抄本)
真宗道:“自御妻出宮之后”契沫。(孫楷第藏本)
真宗郁郁不樂带猴,暗自想道:“自御妾籍后”。(謝藍齋本)
真宗郁郁不樂懈万,暗自想道:“自御妻掩后”拴清。(光緒七年抄本)
從上面三段文字比較來看,盡管謝藍齋本與光緒七年抄本有一定的差異会通,但它們的關(guān)系較謝藍齋本與孫楷第藏本之間要近口予,兩者有一定的傳承關(guān)系.孫楷第藏本可能是個較早的抄本,文字較簡略涕侈,與這兩種抄本的關(guān)系較遠.所以沪停,說謝藍齋抄本是過錄自孫楷第藏本,這種說法是不可信的裳涛。
四木张、《龍圖耳錄》、《三俠五義》關(guān)系辨
在《龍圖耳錄》的基礎(chǔ)上端三,間竹主人和人迷道人“互相參合刪定舷礼,匯而成卷”,在退思主人鼓動下技肩,于光緒五年(1879)由北京聚珍堂書坊以活字本刊行且轨,《三俠五義》由此而更為廣泛地流傳。據(jù)考虚婿,人迷道人就是文琳旋奢,他號貢三,二品項戴然痊,內(nèi)務(wù)府廣儲司郎中參領(lǐng)佐領(lǐng)至朗,光緒元年(1875)司榷準安。他于“辛未春剧浸,由友人問竹主人處得是書”锹引,“公余時從新校閱,另錄成編唆香,訂為四函嫌变,年余始獲告成”。
較之《龍圖耳錄》的編著者躬它,問竹主人和文琳的工作量要小許多腾啥,將《三俠五義》與光緒七年抄本對照來看,他們所做的主要工作有:改書名為《忠烈俠義傳》;將《龍圖耳錄》卷首的說明擴充單列為序倘待,又增加了兩篇新序;撰寫書后《小五義》的內(nèi)容預(yù)告疮跑;刪去原書中的批注文字,對原書進行增刪潤飾凸舵。同《龍圖耳錄》相比祖娘,《三俠五義》約減少了十幾萬字,但全書情節(jié)更緊湊啊奄,語言更精練渐苏,因此也更具可讀性。李家瑞先生云:“《龍圖耳錄》原文于每回之末增热,只有“不知后事為何整以,且聽下回分解”?兩句胧辽,而《三俠五義》則于此兩句之上峻仇,加“正是……”一聯(lián),就把他改成通行的小說體裁了邑商。這一說法不確摄咆,經(jīng)查,《三俠五義》全書只有第一人断、二吭从、三、七恶迈、八等五回有這樣的改動涩金。
另據(jù)介紹,吳曉鈴先生藏有抄本《忠烈俠義傳》暇仲,“卷首有一篇短序步做,文字和聚珍堂的活字本《三俠五義》上的問竹主人的序完全相同,不過署名和年月不是“光緒己卯(五年奈附,1879)孟夏問竹主人”全度,而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春三月石玉昆”。胡士瑩先生懷疑這是“坊賈作偽牟利者所為礴斥滤,是很有道理的将鸵。《三俠五義》在刊刻前曾以《包公案》佑颇、《龍圖公案》顶掉、《龍圖耳錄》之名流傳,《忠烈俠義傳》之名為問竹主人所定挑胸,于光緒五年刊刻時才用痒筒,道光間的抄本不可能用《忠烈俠義傳》之名,只此一點足可證該書之偽,更何況道光二十八年石玉昆哪會說“茲將此書翻舊出新凸克,添長補短议蟆,刪去邪說之事,改出正大之文”這種話萎战。要知道他本人就是《三俠五義》的最早創(chuàng)作者咐容。
至一八八九年,清代著名學(xué)者俞描因潘祖蔭的推薦蚂维,閱讀了《三俠五義》戳粒。俞樾讀后,對該書很是贊賞虫啥,又“別撰第一回蔚约,援據(jù)史傳,訂正俗說涂籽,改頭換面苹祟,耳目一新”,并改書名為《七俠五義》评雌。除第一回外树枫,俞樾對《三俠五義》的文字基本沒做改動。此后景东,有《三俠五義》砂轻、《七俠五義》兩種版本并行于世。
以上是《三俠五義》具體成書過程的探討分析斤吐,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三俠五義》的成書經(jīng)過了多人多次從說唱到小說搔涝,從內(nèi)容到形式等各個層次的不同程度地整理修改,用魯迅先生所講的“草創(chuàng)或出一人和措,潤色則由眾手”這句話來描述這一過程很是貼切庄呈。。了解這一過程對探討中國古代小說的成書方式臼婆、中國古代小說一與戲曲抒痒、曲藝的關(guān)系等均有一定的借鑒參考價值。